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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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行使刑事管辖权的决定
（1987年6月23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定：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所规定的罪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所承担条约义务的范围内，行使刑事管辖权。
附件：几个公约的有关条款
一、《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
第三条第二款：
“每一缔约国应同样采取必要措施，于嫌疑犯在本国领土内，而本国不依第八条规定将该犯引渡至本条第一款所指明的国家时，对这些罪行确定其管辖权。”
第七条：
“缔约国于嫌疑犯在其领土内时，如不予以引渡，则应毫无例外，并不得不当稽延，将案件交付主管当局，以便依照本国法律规定的程序提起刑事诉讼。”
二、《海牙公约》
第四条第二款：
“当被指称的罪犯在缔约国领土内，而该国未按第八条的规定将此人引渡给本条第一款所指的任一国家时，该缔约国应同样采取必要措施，对这种罪行实施管辖权。”
第七条：
“在其境内发现被指称的罪犯的缔约国，如不将此人引渡，则不论罪行是否在其境内发生，应无例外地将此案件提交其主管当局以便起诉。该当局按照本国法律以对待任何严重性质的普通罪行案件的同样方式作出决定。”
三、《蒙特利尔公约》
第五条第二款：
“当被指称的罪犯在缔约国领土内，而该国未按第八条的规定将此人引渡给本条第一款所指的任一国家时，该缔约国应同样采取必要措施，对第一条第一款（甲）、（乙）和（丙）项所指的罪行，以及对第一条第二款所列与这些款项有关的罪行实施管辖权。”
第七条与《海牙公约》第七条相同。
四、《核材料实体保护公约》
第八条第二款：
“每一缔约国应同样采取必要措施，以便在被控犯人在该国领土内未按第十一条规定将其引渡给第一款所述任何国家时，对这些罪行确立其管辖权。”
五、《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
第五条第二款：
“每一缔约国于嫌疑犯在本国领土内，而不将该嫌疑犯引渡至本条第一款所指国家时，也应采取必要措施，对第一条所称的罪行确立其管辖权。”
第八条第一款：
“领土内发现嫌疑犯的缔约国，如不将该人引渡，应毫无例外地而且不论罪行是否在其领土内发生，通过该国法律规定的程序，将案件送交该国主管机关，以便提起公诉。此等机关应按该国法律处理任何普通严重罪行案件的方式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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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司法鉴定技术的发展历史及其影响
谢应波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
摘要：司法鉴定在古代审判实践中的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宋代的司法鉴定却有显著的特点，以法医检验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在中国司法制度史上是独占熬头，不论是检验制度还是法医学，亦或是证据理论，盖对我国后世乃至今天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以独特的视角对其进行论述，系统的阐述了宋代司法鉴定技术的发展及其影响。
关键词：司法鉴定； 检验制度； 法医学； 证据
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古代司法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司法鉴定在古代审判实践中的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2300年前，司法鉴定技术已产生并应用。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墓竹简，其《封诊式》书卷中，就有对指丝毫、足迹、工具痕迹的详细记载。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在这方面的鉴定技术和经验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直至唐朝，古代法律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而宋朝在唐朝的基础上，司法鉴定有了快速的发展，并将法医检验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顶点。以法医检验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就在宋朝的审判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也正因为如此，有着显著特点的宋代司法鉴定技术在我国古代司法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就在悠久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发展历史中截取宋代作以下浅述。
一 唐朝法律制度的影响和当时的法制背景
古代法律发展至唐朝，达到了一个高峰。在集中国古代法律之大成的《唐律》及其《疏议》中，再吸收秦汉以来司法实践经验和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了司法鉴定制度。其突出表现，就是在法律中对人命（凶杀）案件和伤害案件的检验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对于其他案件中的书证、物证的鉴定也得到了运用。也正因为如此，《唐律》对于检验人员的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凡是检验不实的，要视其情节予以处罚，严重者以故人人罪论处。这些规定，基本上都被后来各朝的法律所继承。当然，宋朝也不例外。但这些并不是说宋朝是唐朝的简单复制，更非停止不前。相反，是别具特色，大有建树。很大的因素是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一）重视法制建设。首先，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法律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宋太祖说：“王者禁人为非，莫先法令。”宋仁宗则认为：“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制道可必。”其次，顺应时代潮流，以不同的法律编纂形式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一方面认真吸收、总结唐代法制的经验；一方面依据不同的社会需求，以“编赦”的方式补律之不足，纠律之僵化。（二）士大夫以积极淑世的态度广泛参与法律活动，郑克的《折狱龟鉴》及宋慈的《洗冤集录》相继问世。宋朝，以庶族地主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士大夫成为赵宋政治舞台上左右局势的决定性力量。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郑克、宋慈则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宋人学贵创新、崇尚独立思考、提倡批判实用的士风熏陶下，一大批从事司法实践的士大夫，认真总结前人的办案经验，特别重视调查研究，提倡在现场勘察中判别证据的真伪及物证的收集，证人的采访等。郑克、宋慈的贡献将在下面篇幅介绍，在次不赘述。（三）重视律学考试，注意培养司法官吏。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比较重视法律教育和法律考试的朝代，不仅选拔司法官员要进行律学考试，也要试律断案。考试有明法科、新明科、试刑科等。在宋代统治者的倡导下，士大夫学律习令蔚然成风，司法官员的人文素质及法律知识修养大为提高，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法制的发展和完善。
二 宋代的司法鉴定及法医学的发展
笔者认为，宋代的司法鉴定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律上系统的检验制度的建立；二是出现了一部法医学的专著---《洗冤集录》。
宋朝地方衙门的司法功能较唐朝而言，大大加强了。为了提高审判效门力，保证审判的公正，就要就提高检验工作的质量。因此，宋朝在《唐律》有关检验的规定的基础上，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检验的法律和法规，用以指导和规范检验工作。在南宋时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中，专门列了“验尸”一章，对验尸的程序、验尸报告的格式、负责验尸的官员（州差司理参军、县差县尉）、验尸时的注意事项，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等，都作了相应的规定。
宋朝检验制度在法律上的建立，是检验制度发展的结果；而法律上对检验制度的规定，又反过来促进了检验制度本身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之下，产生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关于检验制度得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洗冤集录》是南宋理宗时宋慈所著，宋慈字惠文，宋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县）童游里人。曾任广东、湖南等省提点刑狱官（掌管刑法狱讼的官吏）。《洗冤集录》是他收集当时和以前法医检验的实践经验，加以综合、校正，再结合本人四任司法官吏的心得在六十二岁时写成，共五卷,内容包括检复总说、疑难杂说、初检、复检、验尸、四时变动、验骨、自缢、溺死、自刑、杀伤、火死、服毒及其他各种伤死共五十三项检验方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比欧洲最早的法医学专著要早三百五十多年。它被先后翻印日、英、德、法、荷等多国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国,对中国和世界法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洗冤集录》在法医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理论上和实践两方面阐述了法医检验的极端重要性；第二，系统阐述了法医检验的基本原则；第三，详细阐述了处理各种疑难案件时所应当遵循的原则；第四，吸收了宋以前的法医学方面的成果，为保存祖国法医学遗传作出了贡献；第五，对法医检验作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阐述和实物经验总结。
除了法医检验制度以外，两宋时期在刑事案件的发案原因、物证等方面的司法鉴定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论汲这方面时不能不提到的一位法学家---郑克。郑克是我国第一位系统的探讨物证理论的法学家。在侦察手段上，他主张“正”、“诡”并用；在审判案件时，他在《折狱龟鉴·察奸·黄昌掩取》中指出:“察其情状,犹涉疑似,验其物色,遂见端的。于是掩取, 理无不也。”他认为物证的证明力在一定程度上大于言词证据。“证以人,或容伪焉,故前后令莫能决; 证以物, 必得实焉。故盗者始服其。”他总结的破案之术、断狱之道、定案之法，是对中国古代证据理论的重大突破，对宋代及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编写的《折狱龟鉴》一书中，记载了一起较为典型的案例：
程琳担任开封府知府时，皇室内发生火灾。经调查，发现现场有裁缝使用的熨斗，负责调查的官吏便认定火灾是由熨斗引起的，并将裁缝交给开封府审讯结案，但程琳认为次案疑点甚多。经过仔细的勘察，发现后宫烧饭的灶靠近壁板，日子一久，壁板变的非常干燥而引起火灾。在此案中，程琳正式通过对起火原因的认真鉴定，才避免了一起错案。
三 宋代司法官员的证据观念及对司法鉴定技术的实践
笔者在上面已提汲到宋朝司法官员的人文素质及法律知识修养得以较大提高，以及对调查研究的情有独钟，为他们在审理案件中重视证据的观念和收集、辨别证据的办案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中,采用多种方式,以不畏压力、细心认真而著称,对“杀人无证佐”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些都促进了宋代证据制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受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思想的影响,他们往往会在证据确凿、案情明了的前提下,从情出发,作出既合人情又不严重违反法意的判决。宋朝司法官员在审判中总结了许多了具体的办案方法，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一) 亲自审问诉讼双方。司法官员一定要亲自审问诉讼双方,不能让胥吏代劳。这是因为“吏辈责供,多不足凭。盖彼受赂,所责多不依所吐,往往必欲扶同牵合,变乱曲直”。鉴于胥吏上下其手,篡改供词,司法官员不能仅依凭他们所书责状妄下结论,务必亲自审问。在审问时还要根据诉讼双方不同的身份地位采用不同的方式。因为好讼之民与山野村民出入官府有着不同的心理。健讼之民“朝夕出入官府,词熟而语顺,虽独辩,庭下走吏,莫敢谁何?”而一般的乡村良善之民,“入城市而骇,入官府而怵,其理虽同,其心战惕,未必能通”,再加上胥吏们的大声喝斥,更是战战兢兢,言词未必流畅,似有理屈之嫌。所以对待那些健讼之民,可以严辞喝斥,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甚至采取谲诈之术,以获得实情;而对于那些平日不和官府打交道的山野村民, “须引近案,和颜而问,仍禁走吏勿得诃遏”。(二) 利用犯罪心理学。犯罪分子出于“作案心虚”,被审讯时下意识地会有不同的反常表现,司法官员利用犯罪心理学细心观察,发现了这些异常点,就可以为断案找到突破口。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五听(包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 ”之法沿历代不衰,宋代也是如此。在五听理论上,王安石略作发展:“听狱讼,求民情,以讯鞫作其言..言而色动、气丧、视听失,则其伪可知也。然皆以辞为主,词穷而尽得矣。故五声以辞为先, 色、气、耳、目次之。”王安石认为五听之中辞听最重要,其他四种都是因其而得,被明代丘氵睿称为“深得听狱讼,求情伪之要”。(三) 利用日常生活经验辨别证据。宋代司法官员还善于观察生活,积累日常生活经验,往往于不经意中指出理亏者所示证据的破绽,令其无话可说,低头伏罪。如李兑知邓州时,一富人殴仆致死,将绳套在其仆脖子里,抛尸入井,以仆自缢投井告。李兑当即反问道:“既赴井,复自缢,有是理乎?”鞫讯而得实情 。李兑根据自杀者不会既自缢又投井的常识断定告状不实,揭穿了富人所示证据的虚假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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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殷啸虎.中国古代司法鉴定的运用及其制度化
[3] 李冰.略论我国古代司法鉴定制度. 郑州工业大学学报
[4] 李华. 论宋代司法官员的证据观念及实践 . 河北大学学报
[5] 郑克. 折狱龟鉴[M] . 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京:中华书局
[6] 名公书判清明集. [M] . 北京:中华书局,
【问题提示】
被告电视台播出公安机关提供的新闻素材，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
【案情简介】
2005年3月20日，省发生一起强奸（未遂）案，公安分局立案后，于同年4月13日下午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某抓获。当晚公安分局欲安排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混合指认，要求被告实验学校予以协助，提出需要数名与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年龄相仿的初中男生配合指认。当晚9时下自习时，实验学校教导主任对该校初二（8)班班主任张某说明了此事，张某即带领该班学生李某（15岁）高某( 14岁）刘某(15岁）陈某(15岁）张某(16岁）和孙某(17岁）前往公安分局。该局民警向班主任张某及李某等六名学生说明了混合指认的相关内容，张某在谈话笔录上签名后，李某等按民警要求手举号牌与犯罪嫌疑人朱某某一起列队接受指认，这一过程被民摄像和拍照。次日电视台记者前往公安分局采取欣慰，公安分局遂将本案指认过程的相关摄像资料等交给电视台记者，未作任何交代。2005年4月16日，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播报的新闻中，出现李某等六人手持号牌参与辨认的图像，面部无任何技术遮掩，时间约2秒。电视台播报此新闻前未通知公安分局和实验学校。李某等六人先后看到该条新闻，随后即向学校及公安分局提出异议未果，后被同学和其他人以“嫌疑犯”和“几号强奸犯”等字眼称呼。公安分局于2005年7月2日向实验学校发出建议函，建议学校对李某等六人予以表扬。李某等六人与电视台、公安分局、实验学校未能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原告李某、高某、刘某、孙某、陈某、张某向省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电视台、六安市公安局公安分局、实验学校侵犯其名誉权、肖像权。原告诉称：六原告均系被告实验学校初中学生。2005年4月13日，被告公安分局与实验学校联系，由班主任通知六原告前往公安分局协助调查一起强奸（未遂）案。在公安分局六原告按照公安人员的安排手持编号，与犯罪嫌疑人一起列队接受了被害人指认并被摄像。六原告事先不知晓摄像的真实情况和用意，事后提出不得公开，公安分局表示同意，但后来将摄像材料提供给新闻媒体。2005年4月16日，被告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公开报道了该新闻，播放了公安分局提供的摄像材料，且未对六原告协助公安调查的真实情况作出说明，亦未对相关影像作任何技术处理。由于社会公众不明真相，纷纷谴责六原告未成年即犯下恶劣罪行，给六原告的生活学习造成负面形响，也给六原告的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三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六原告的肖像权、名誉权。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向六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形响；向六原告各支付精神抚慰金10万元，共计60万元。
被告电视台答辩称：李某等六原告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我台本着尊重事实的原则对客观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没有侮辱、诽谤六原告的内容。播放新闻时，虽然没有对六原告的影像作画面处理，但对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的影像作了处理，并突出了朱某某按手印的画面。因此，我台的行为没有侵犯六原告的名誉权和肖像权，亦未造成不良影响，故六原告对我台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被告公安分局答辩称：我局2005年4月13日晚的整个辨认活动符合法律程序，并无不妥之处；被告电视台播放涉案新闻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构成侵权；我局是在接受采访时被动提供涉案录像材料，电视台播放该录像前未征得我局同意，我局没有侵犯李某等六原告的名誉权、肖像权，六原告要求精神抚慰金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故六原告对我局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被告实验学校答辩称：本校系应被告公安分局要求，由班主任带领李某等六原告前往该局协助进行对犯罪嫌疑人的混合指认；被告电视台播放现场指认录像，事先未告知我校，更未征得我校同意。六原告要求我校与其他二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因此其对我校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司法审判】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01条的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被告公安分局依法具有刑事案件侦查权。在侦破强奸犯罪刑事案件过程中，因侦查需要安排原告李某等六名未成年人协助参与混合指认过程并拍照、录像，该行为本身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在混合指认这一侦查活动终结后，在向被告电视台提供相关新闻资料时，作为公安机关的公安分局应当认识到、同时也有义务特别提醒电视台在播出时注意对图像进行相关技术处理，以保护六原告的合法权益。但公安分局未尽到该义务。电视台作为新闻机构，也应当在新闻报道中注意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但在播放涉案新闻时，对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的脸部画面作了某种程度的技术处理，反而忽略了对六原告的脸部画面进行处理，使六原告的脸部未加遮掩直接显示于屏幕。尽管播出时间较短，也足以使对六原告熟悉的人从电视画面上将六原告认出。同时，由于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方式覆盖面非常广泛，该新闻内容传播到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电视台播出该新闻时未对六原告协助公安机关进行混合指认的情况加以特别说明，使得不特定的群众产生误解，导致六原告被他人冠“强奸犯”的称谓，其社会评价被严重降低，产生了一定的损害结果。对于该损害后果的发生电视台和公安分局主观上均存在过错，其行为侵犯了六原告的名誉权，应当对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对于公民名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责令侵权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但赔偿损失的幅度应当与侵权所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相当。电视台和公安分局均是由干过失造成侵权，主观上也不存在故意侮辱、诽谤他人为自己谋利的目的，因此，对六原告要求支付精神抚慰金60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将精神抚慰金的数额酌定为每人6000元合计36000元。
肖像权是公民支配自己肖像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因此，构成侵犯肖像权需要符合两个要件：一是未经许可使用公民的肖像，二是以营利为目的。被告电视台和公安分局均非以营利为目的使用李某等六原告的肖像，故不构成对六原告肖像权的侵犯。
被告实验学校应被告公安分局的要求，指派老师带领李某等六原告到该局配合进行相关刑事案件的侦破，行为并无不当。对公安分局在指认过程中拍摄、录像的行为，实验学校既无权干涉，也无法预见该影像资料会被新闻媒休不恰当地传播，被告电视台播出涉案新闻前亦未通知实验学校，故实验学校的行为不构成对六原告侵权。
法院判决：一、被告电视台和被告公安分局向原告李某、高某、对某、孙某、陈某、张某公开赔礼道歉，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内容须经该院审查许可）。两被告如不履行，该院将在省省级报刊刊登该院生效判决书主文，相关费用由电视台与公安分局共同承担；二、被告电视台与被告公安分局共同向原告李某、高某、刘某、孙某、陈某、张某各支付精神抚慰金人民币6000元合计36000元；三、驳回原告对被告实验学校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诉辩】
公安分局不服一审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1）本案李某等六被上诉人主张原审被告电视台及我局故意编造虚假新闻侵犯其肖像权、名誉权，而一审法院认定电视台未尽注意义务，我局未尽特别提醒义务，侵犯了李某等人的名誉权。李某等六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法院认定不一致，法院不应直接作出判决，而应当告知其变更诉讼请求，以便我局能就此进行举证。(2)我局因被动接受采访而提供包括录像资料在内的新闻材料，是履行法制宜传义务，主观无过错。电视台至案发当地采访，拍摄了学校、犯罪现场，并来我局调取案件第一手资料。我局除全面客观介绍案情外，还应记者要求提供了相关录像资料，目的并非供电视播放，而是为记者，编辑全面了解案件情况，保证新闻准确无误。电视台如播出我局提供的录像资料，应征得我局同意，但该电视台未尽上述义务。原审法院以本局有特别提醒义务为由判令本局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电视台播放涉案新闻时已作了技术性处理，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的脸部未加遮掩直接显示于屏幕便是未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保护是错误理解。本局认为电视台在未通知本局并征得本局同意的情况下对录像进行剪辑播出虽有不妥，但其播出的内容能使观众清楚辨别李某等六被上诉人不是犯罪嫌疑人，其播出目的是为弘扬正气，揭露犯罪，宣传法制， 具有阻却违法性。综上，我局行为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李某、高某、刘某、孙某、陈某、张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论正确。上诉人公安分局将有关录像资料提供给原审被告电视台，应该履行特别提醒的注意义务。而正是因为电视台播放该录像资料时对被上诉人脸部画面未进行技术处理，给被上诉人造成名誉损害。故公安分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电视台称：上诉人叶染公安分局关于我台播放涉案录像资料须经该局同意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市判决赔偿李某等六被上诉上精神抚慰金的金额欠合理。
原审被告实验学校称：公安部门按合法程序让学生配合指认，我校配合公安机关的行为并无不当。原市被告电视台播出指认过程，事前并未通知我校。故我校无过错，一市判决我校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被上诉人李某、高某、刘某、孙某、陈某、张某在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认为上诉人公安分局及原审被告电视台、实验学校侵犯了其名誉权、肖像权，要求三单位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形响并支付精神抚慰金60万元。一审法院根据其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认为电视台、公安分局没有尽到各自的义务，构成对被上诉人名誉权的侵犯，但其行为未侵犯被上诉人的肖像权，并作出相应判决。该判决并未超出被上诉人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故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与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不一致的观点不成立。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条的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公安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依法采取一些特殊的侦查手段。本案上诉人公安分局为侦破相关刑事案件，安排李某等六名被上诉人配合进行的混合指认，即是一种法定的特殊的侦查手段。公安分局在特定的、不公开的场所内，为了侦查案件的需要进行混合指认，并进行录像、存档的行为，是依法行使侦查权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违法性。但是，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终结后，在向新闻媒体提供侦查活动中形成的资料时，应当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避免因此导致对他人合法权利的侵犯。如果因未尽谨慎注意义务．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安机关向新闻媒体提供新闻资料，不得依法行驶侦查权的行为，不能因行驶侦查权本身的正当性，免除其在向新闻媒体提供资料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本案事实，公安分局将混合指认录像资料交给原审被告电视台、发生在混合指认这一侦查手段终结之后，且电视台是新闻煤体，其收集侦查资料只是为了用于新闻报道，公安分局将侦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交给电视台，不是侦查手段的延续。因此，公安分局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不构成其在向新闻媒体提供侦破案件相关材料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的法定免责事由。上诉人公安分局以配合新闻工作，履行法制宣传义务为由，称自己无过错，是对法律上“过错”这一概念的误解。民法上的过错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良好的意图，并非意味着行为人一定没有过错。播放法制节目，其目的正如公安分局所称是弘扬正气揭露犯罪，是为了法制宣传的需要。但在本案中，宣传法制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并不矛盾。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特殊案件，在制作成面向广泛的、不特定的受众播放的新闻节目时，对未成年人的形象加以技术处理或者在节目中予以特别说明，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宣传法制、弘扬正气的效果。参与指认的公安人员知晓并理解混合指认的内容，不会因为与案件无关的人参与指认而认为其就是犯罪嫌疑人，不会因此导致这些无辜的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但是，公安分局将混合指认录像资料交给电视台时，未尽特别提醒义务，导致李某等六名被上诉人的脸部画面未经任何技术处理，即通过新闻传播到不特定的受众处且该新闻节目亦未就此作出特别说明。观看新闻的普通群众，并不一定知晓混合指认这一特定侦察手段的具体内容，因此有人公开指责六名被上诉人未成年即犯下恶劣罪行，并冠以“强奸犯”的称谓，导致六名被上诉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发生名誉权受损的后果。故公安分局配合新闻媒体进行法制宣传的正当性不构成免除其在本案中所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
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与原审被告电视台的过失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在上诉人公安分局未尽提示义务的情形下，如果电视台在播放新闻对进行一些技术处理，损害后果就不会发生。但是，新闻媒体自身在新闻报道中的过失，并不导致公安分局的责任得以免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二）项的规定，被动提供新闻材料，但发表时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许，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提供者构成侵害名誉权。电视台是面对大众的新闻传媒机构，公安分局在接受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采访时，将上述混合指认录像资料交给电视台而未作任何特别说明，是对电视台播出该资料的一种默示行为。电视台自身在新闻报道中的过失，不构成免除公安分局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
综上，上诉人公安分局上诉称其不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但在适用法律部分，还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二）项的规定，应予以补充。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评析】
本案是公安机关提供新闻素材、电视台没有认真审核而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一）主动提供新闻材料，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二）因被动采访而提供新闻材料，且未经提供者同意公开，新闻单位擅自发表，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对提供者一般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虽系被动提供新闻材料，但发表时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许，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本案被告公安分局作为司法机关，应当知道把有关音像资料转给电视台有可能被播出从而损害原告的名誉，更应当知道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被告电视台作为新闻单位，应当认真审核有关音像资料，特别是对案件涉及人员的影像应当进行技术处理后才能播出。被告公安分局主动向被告电视台提供新闻材料，被告电视台
没有认真核实处理，播出后使原告的名誉受到侵害，构成了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未成年保护法》第58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电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新闻单位应当更加注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为未成年人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张生贵律师选编13240422999】
谢应波
（西南民族大学，四川，成都）
摘要：司法鉴定在古代审判实践中的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而宋代的司法鉴定却有显著的特点，以法医检验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在中国司法制度史上是独占熬头，不论是检验制度还是法医学，亦或是证据理论，盖对我国后世乃至今天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以独特的视角对其进行论述，系统的阐述了宋代司法鉴定技术的发展及其影响。
关键词：司法鉴定； 检验制度； 法医学； 证据
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古代司法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司法鉴定在古代审判实践中的运用有着悠久的历史。据史料记载，2300年前，司法鉴定技术已产生并应用。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发掘的秦墓竹简，其《封诊式》书卷中，就有对指丝毫、足迹、工具痕迹的详细记载。这些记载，反映了当时在这方面的鉴定技术和经验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直至唐朝，古代法律的发展达到了一个高峰，而宋朝在唐朝的基础上，司法鉴定有了快速的发展，并将法医检验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顶点。以法医检验为核心的司法鉴定就在宋朝的审判中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运用。也正因为如此，有着显著特点的宋代司法鉴定技术在我国古代司法制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笔者就在悠久的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发展历史中截取宋代作以下浅述。
一 唐朝法律制度的影响和当时的法制背景
古代法律发展至唐朝，达到了一个高峰。在集中国古代法律之大成的《唐律》及其《疏议》中，再吸收秦汉以来司法实践经验和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法律上进一步完善了司法鉴定制度。其突出表现，就是在法律中对人命（凶杀）案件和伤害案件的检验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除此之外，对于其他案件中的书证、物证的鉴定也得到了运用。也正因为如此，《唐律》对于检验人员的责任也作了明确规定：凡是检验不实的，要视其情节予以处罚，严重者以故人人罪论处。这些规定，基本上都被后来各朝的法律所继承。当然，宋朝也不例外。但这些并不是说宋朝是唐朝的简单复制，更非停止不前。相反，是别具特色，大有建树。很大的因素是当时的时代背景的影响：（一）重视法制建设。首先，宋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对法律的重要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宋太祖说：“王者禁人为非，莫先法令。”宋仁宗则认为：“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制道可必。”其次，顺应时代潮流，以不同的法律编纂形式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一方面认真吸收、总结唐代法制的经验；一方面依据不同的社会需求，以“编赦”的方式补律之不足，纠律之僵化。（二）士大夫以积极淑世的态度广泛参与法律活动，郑克的《折狱龟鉴》及宋慈的《洗冤集录》相继问世。宋朝，以庶族地主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士大夫成为赵宋政治舞台上左右局势的决定性力量。范仲淹、欧阳修、苏轼、郑克、宋慈则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在宋人学贵创新、崇尚独立思考、提倡批判实用的士风熏陶下，一大批从事司法实践的士大夫，认真总结前人的办案经验，特别重视调查研究，提倡在现场勘察中判别证据的真伪及物证的收集，证人的采访等。郑克、宋慈的贡献将在下面篇幅介绍，在次不赘述。（三）重视律学考试，注意培养司法官吏。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比较重视法律教育和法律考试的朝代，不仅选拔司法官员要进行律学考试，也要试律断案。考试有明法科、新明科、试刑科等。在宋代统治者的倡导下，士大夫学律习令蔚然成风，司法官员的人文素质及法律知识修养大为提高，极大地推动了宋代法制的发展和完善。
二 宋代的司法鉴定及法医学的发展
笔者认为，宋代的司法鉴定的成就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法律上系统的检验制度的建立；二是出现了一部法医学的专著---《洗冤集录》。
宋朝地方衙门的司法功能较唐朝而言，大大加强了。为了提高审判效门力，保证审判的公正，就要就提高检验工作的质量。因此，宋朝在《唐律》有关检验的规定的基础上，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检验的法律和法规，用以指导和规范检验工作。在南宋时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中，专门列了“验尸”一章，对验尸的程序、验尸报告的格式、负责验尸的官员（州差司理参军、县差县尉）、验尸时的注意事项，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等，都作了相应的规定。
宋朝检验制度在法律上的建立，是检验制度发展的结果；而法律上对检验制度的规定，又反过来促进了检验制度本身的发展。正是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之下，产生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关于检验制度得法医学专著---《洗冤集录》。《洗冤集录》是南宋理宗时宋慈所著，宋慈字惠文，宋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县）童游里人。曾任广东、湖南等省提点刑狱官（掌管刑法狱讼的官吏）。《洗冤集录》是他收集当时和以前法医检验的实践经验，加以综合、校正，再结合本人四任司法官吏的心得在六十二岁时写成，共五卷,内容包括检复总说、疑难杂说、初检、复检、验尸、四时变动、验骨、自缢、溺死、自刑、杀伤、火死、服毒及其他各种伤死共五十三项检验方法，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专著,比欧洲最早的法医学专著要早三百五十多年。它被先后翻印日、英、德、法、荷等多国文字,流传于世界各国,对中国和世界法医学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洗冤集录》在法医学方面的成就，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理论上和实践两方面阐述了法医检验的极端重要性；第二，系统阐述了法医检验的基本原则；第三，详细阐述了处理各种疑难案件时所应当遵循的原则；第四，吸收了宋以前的法医学方面的成果，为保存祖国法医学遗传作出了贡献；第五，对法医检验作出了比较系统完整的理论阐述和实物经验总结。
除了法医检验制度以外，两宋时期在刑事案件的发案原因、物证等方面的司法鉴定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论汲这方面时不能不提到的一位法学家---郑克。郑克是我国第一位系统的探讨物证理论的法学家。在侦察手段上，他主张“正”、“诡”并用；在审判案件时，他在《折狱龟鉴·察奸·黄昌掩取》中指出:“察其情状,犹涉疑似,验其物色,遂见端的。于是掩取, 理无不也。”他认为物证的证明力在一定程度上大于言词证据。“证以人,或容伪焉,故前后令莫能决; 证以物, 必得实焉。故盗者始服其。”他总结的破案之术、断狱之道、定案之法，是对中国古代证据理论的重大突破，对宋代及后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编写的《折狱龟鉴》一书中，记载了一起较为典型的案例：
程琳担任开封府知府时，皇室内发生火灾。经调查，发现现场有裁缝使用的熨斗，负责调查的官吏便认定火灾是由熨斗引起的，并将裁缝交给开封府审讯结案，但程琳认为次案疑点甚多。经过仔细的勘察，发现后宫烧饭的灶靠近壁板，日子一久，壁板变的非常干燥而引起火灾。在此案中，程琳正式通过对起火原因的认真鉴定，才避免了一起错案。
三 宋代司法官员的证据观念及对司法鉴定技术的实践
笔者在上面已提汲到宋朝司法官员的人文素质及法律知识修养得以较大提高，以及对调查研究的情有独钟，为他们在审理案件中重视证据的观念和收集、辨别证据的办案手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代司法官员在审理案件中,采用多种方式,以不畏压力、细心认真而著称,对“杀人无证佐”提出了新的见解,这些都促进了宋代证据制度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受礼法并用、德主刑辅思想的影响,他们往往会在证据确凿、案情明了的前提下,从情出发,作出既合人情又不严重违反法意的判决。宋朝司法官员在审判中总结了许多了具体的办案方法，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一) 亲自审问诉讼双方。司法官员一定要亲自审问诉讼双方,不能让胥吏代劳。这是因为“吏辈责供,多不足凭。盖彼受赂,所责多不依所吐,往往必欲扶同牵合,变乱曲直”。鉴于胥吏上下其手,篡改供词,司法官员不能仅依凭他们所书责状妄下结论,务必亲自审问。在审问时还要根据诉讼双方不同的身份地位采用不同的方式。因为好讼之民与山野村民出入官府有着不同的心理。健讼之民“朝夕出入官府,词熟而语顺,虽独辩,庭下走吏,莫敢谁何?”而一般的乡村良善之民,“入城市而骇,入官府而怵,其理虽同,其心战惕,未必能通”,再加上胥吏们的大声喝斥,更是战战兢兢,言词未必流畅,似有理屈之嫌。所以对待那些健讼之民,可以严辞喝斥,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甚至采取谲诈之术,以获得实情;而对于那些平日不和官府打交道的山野村民, “须引近案,和颜而问,仍禁走吏勿得诃遏”。(二) 利用犯罪心理学。犯罪分子出于“作案心虚”,被审讯时下意识地会有不同的反常表现,司法官员利用犯罪心理学细心观察,发现了这些异常点,就可以为断案找到突破口。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五听(包括辞听,色听,气听,耳听,目听) ”之法沿历代不衰,宋代也是如此。在五听理论上,王安石略作发展:“听狱讼,求民情,以讯鞫作其言..言而色动、气丧、视听失,则其伪可知也。然皆以辞为主,词穷而尽得矣。故五声以辞为先, 色、气、耳、目次之。”王安石认为五听之中辞听最重要,其他四种都是因其而得,被明代丘氵睿称为“深得听狱讼,求情伪之要”。(三) 利用日常生活经验辨别证据。宋代司法官员还善于观察生活,积累日常生活经验,往往于不经意中指出理亏者所示证据的破绽,令其无话可说,低头伏罪。如李兑知邓州时,一富人殴仆致死,将绳套在其仆脖子里,抛尸入井,以仆自缢投井告。李兑当即反问道:“既赴井,复自缢,有是理乎?”鞫讯而得实情 。李兑根据自杀者不会既自缢又投井的常识断定告状不实,揭穿了富人所示证据的虚假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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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李华. 论宋代司法官员的证据观念及实践 . 河北大学学报
[5] 郑克. 折狱龟鉴[M] . 丛书集成初编本. 北京:中华书局
[6] 名公书判清明集. [M] . 北京:中华书局,
【问题提示】
被告电视台播出公安机关提供的新闻素材，是否侵犯了原告的名誉权？
【案情简介】
2005年3月20日，省发生一起强奸（未遂）案，公安分局立案后，于同年4月13日下午将犯罪嫌疑人朱某某抓获。当晚公安分局欲安排被害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混合指认，要求被告实验学校予以协助，提出需要数名与犯罪嫌疑人朱某某年龄相仿的初中男生配合指认。当晚9时下自习时，实验学校教导主任对该校初二（8)班班主任张某说明了此事，张某即带领该班学生李某（15岁）高某( 14岁）刘某(15岁）陈某(15岁）张某(16岁）和孙某(17岁）前往公安分局。该局民警向班主任张某及李某等六名学生说明了混合指认的相关内容，张某在谈话笔录上签名后，李某等按民警要求手举号牌与犯罪嫌疑人朱某某一起列队接受指认，这一过程被民摄像和拍照。次日电视台记者前往公安分局采取欣慰，公安分局遂将本案指认过程的相关摄像资料等交给电视台记者，未作任何交代。2005年4月16日，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播报的新闻中，出现李某等六人手持号牌参与辨认的图像，面部无任何技术遮掩，时间约2秒。电视台播报此新闻前未通知公安分局和实验学校。李某等六人先后看到该条新闻，随后即向学校及公安分局提出异议未果，后被同学和其他人以“嫌疑犯”和“几号强奸犯”等字眼称呼。公安分局于2005年7月2日向实验学校发出建议函，建议学校对李某等六人予以表扬。李某等六人与电视台、公安分局、实验学校未能就赔偿事宜达成一致意见。
原告李某、高某、刘某、孙某、陈某、张某向省区人民法院起诉被告电视台、六安市公安局公安分局、实验学校侵犯其名誉权、肖像权。原告诉称：六原告均系被告实验学校初中学生。2005年4月13日，被告公安分局与实验学校联系，由班主任通知六原告前往公安分局协助调查一起强奸（未遂）案。在公安分局六原告按照公安人员的安排手持编号，与犯罪嫌疑人一起列队接受了被害人指认并被摄像。六原告事先不知晓摄像的真实情况和用意，事后提出不得公开，公安分局表示同意，但后来将摄像材料提供给新闻媒体。2005年4月16日，被告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公开报道了该新闻，播放了公安分局提供的摄像材料，且未对六原告协助公安调查的真实情况作出说明，亦未对相关影像作任何技术处理。由于社会公众不明真相，纷纷谴责六原告未成年即犯下恶劣罪行，给六原告的生活学习造成负面形响，也给六原告的家庭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三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六原告的肖像权、名誉权。请求法院判令三被告向六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形响；向六原告各支付精神抚慰金10万元，共计60万元。
被告电视台答辩称：李某等六原告的陈述与事实不符，我台本着尊重事实的原则对客观发生的事件进行报道，没有侮辱、诽谤六原告的内容。播放新闻时，虽然没有对六原告的影像作画面处理，但对真正的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的影像作了处理，并突出了朱某某按手印的画面。因此，我台的行为没有侵犯六原告的名誉权和肖像权，亦未造成不良影响，故六原告对我台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被告公安分局答辩称：我局2005年4月13日晚的整个辨认活动符合法律程序，并无不妥之处；被告电视台播放涉案新闻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并不构成侵权；我局是在接受采访时被动提供涉案录像材料，电视台播放该录像前未征得我局同意，我局没有侵犯李某等六原告的名誉权、肖像权，六原告要求精神抚慰金的请求无法律依据，故六原告对我局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被告实验学校答辩称：本校系应被告公安分局要求，由班主任带领李某等六原告前往该局协助进行对犯罪嫌疑人的混合指认；被告电视台播放现场指认录像，事先未告知我校，更未征得我校同意。六原告要求我校与其他二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及法律依据，因此其对我校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司法审判】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101条的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被告公安分局依法具有刑事案件侦查权。在侦破强奸犯罪刑事案件过程中，因侦查需要安排原告李某等六名未成年人协助参与混合指认过程并拍照、录像，该行为本身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但在混合指认这一侦查活动终结后，在向被告电视台提供相关新闻资料时，作为公安机关的公安分局应当认识到、同时也有义务特别提醒电视台在播出时注意对图像进行相关技术处理，以保护六原告的合法权益。但公安分局未尽到该义务。电视台作为新闻机构，也应当在新闻报道中注意保护他人的合法权益，但在播放涉案新闻时，对犯罪嫌疑人朱某某的脸部画面作了某种程度的技术处理，反而忽略了对六原告的脸部画面进行处理，使六原告的脸部未加遮掩直接显示于屏幕。尽管播出时间较短，也足以使对六原告熟悉的人从电视画面上将六原告认出。同时，由于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方式覆盖面非常广泛，该新闻内容传播到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电视台播出该新闻时未对六原告协助公安机关进行混合指认的情况加以特别说明，使得不特定的群众产生误解，导致六原告被他人冠“强奸犯”的称谓，其社会评价被严重降低，产生了一定的损害结果。对于该损害后果的发生电视台和公安分局主观上均存在过错，其行为侵犯了六原告的名誉权，应当对其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后果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第120条的规定，对于公民名名誉权受到侵害的，可以责令侵权人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但赔偿损失的幅度应当与侵权所造成不良影响的范围相当。电视台和公安分局均是由干过失造成侵权，主观上也不存在故意侮辱、诽谤他人为自己谋利的目的，因此，对六原告要求支付精神抚慰金60万元的请求不予支持，将精神抚慰金的数额酌定为每人6000元合计36000元。
肖像权是公民支配自己肖像的权利，《民法通则》第100条规定，公民享有肖像权，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营利为目的的使用公民的肖像。因此，构成侵犯肖像权需要符合两个要件：一是未经许可使用公民的肖像，二是以营利为目的。被告电视台和公安分局均非以营利为目的使用李某等六原告的肖像，故不构成对六原告肖像权的侵犯。
被告实验学校应被告公安分局的要求，指派老师带领李某等六原告到该局配合进行相关刑事案件的侦破，行为并无不当。对公安分局在指认过程中拍摄、录像的行为，实验学校既无权干涉，也无法预见该影像资料会被新闻媒休不恰当地传播，被告电视台播出涉案新闻前亦未通知实验学校，故实验学校的行为不构成对六原告侵权。
法院判决：一、被告电视台和被告公安分局向原告李某、高某、对某、孙某、陈某、张某公开赔礼道歉，以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内容须经该院审查许可）。两被告如不履行，该院将在省省级报刊刊登该院生效判决书主文，相关费用由电视台与公安分局共同承担；二、被告电视台与被告公安分局共同向原告李某、高某、刘某、孙某、陈某、张某各支付精神抚慰金人民币6000元合计36000元；三、驳回原告对被告实验学校的诉讼请求；四、驳回原告的其他诉讼请求。
【二审诉辩】
公安分局不服一审判决，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1）本案李某等六被上诉人主张原审被告电视台及我局故意编造虚假新闻侵犯其肖像权、名誉权，而一审法院认定电视台未尽注意义务，我局未尽特别提醒义务，侵犯了李某等人的名誉权。李某等六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与法院认定不一致，法院不应直接作出判决，而应当告知其变更诉讼请求，以便我局能就此进行举证。(2)我局因被动接受采访而提供包括录像资料在内的新闻材料，是履行法制宜传义务，主观无过错。电视台至案发当地采访，拍摄了学校、犯罪现场，并来我局调取案件第一手资料。我局除全面客观介绍案情外，还应记者要求提供了相关录像资料，目的并非供电视播放，而是为记者，编辑全面了解案件情况，保证新闻准确无误。电视台如播出我局提供的录像资料，应征得我局同意，但该电视台未尽上述义务。原审法院以本局有特别提醒义务为由判令本局承担侵权责任，无事实和法律依据。(3)电视台播放涉案新闻时已作了技术性处理，一审法院认为被上诉人的脸部未加遮掩直接显示于屏幕便是未对其合法权益进行保护是错误理解。本局认为电视台在未通知本局并征得本局同意的情况下对录像进行剪辑播出虽有不妥，但其播出的内容能使观众清楚辨别李某等六被上诉人不是犯罪嫌疑人，其播出目的是为弘扬正气，揭露犯罪，宣传法制， 具有阻却违法性。综上，我局行为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民事责任。请求二审法院依法改判。
被上诉人李某、高某、刘某、孙某、陈某、张某答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判决结论正确。上诉人公安分局将有关录像资料提供给原审被告电视台，应该履行特别提醒的注意义务。而正是因为电视台播放该录像资料时对被上诉人脸部画面未进行技术处理，给被上诉人造成名誉损害。故公安分局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电视台称：上诉人叶染公安分局关于我台播放涉案录像资料须经该局同意的上诉理由不成立，原市判决赔偿李某等六被上诉上精神抚慰金的金额欠合理。
原审被告实验学校称：公安部门按合法程序让学生配合指认，我校配合公安机关的行为并无不当。原市被告电视台播出指认过程，事前并未通知我校。故我校无过错，一市判决我校不承担责任是正确的。
二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被上诉人李某、高某、刘某、孙某、陈某、张某在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是认为上诉人公安分局及原审被告电视台、实验学校侵犯了其名誉权、肖像权，要求三单位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名誉、消除形响并支付精神抚慰金60万元。一审法院根据其诉讼请求进行审理，认为电视台、公安分局没有尽到各自的义务，构成对被上诉人名誉权的侵犯，但其行为未侵犯被上诉人的肖像权，并作出相应判决。该判决并未超出被上诉人一审时提出的诉讼请求。故上诉人主张原审判决认定的法律关系与被上诉人一审诉讼请求不一致的观点不成立。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3条的规定，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执行逮捕、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为了更好地打击犯罪，公安机关在行使侦查权时，可以根据工作需要依法采取一些特殊的侦查手段。本案上诉人公安分局为侦破相关刑事案件，安排李某等六名被上诉人配合进行的混合指认，即是一种法定的特殊的侦查手段。公安分局在特定的、不公开的场所内，为了侦查案件的需要进行混合指认，并进行录像、存档的行为，是依法行使侦查权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违法性。但是，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终结后，在向新闻媒体提供侦查活动中形成的资料时，应当尽到谨慎的注意义务，避免因此导致对他人合法权利的侵犯。如果因未尽谨慎注意义务．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也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公安机关向新闻媒体提供新闻资料，不得依法行驶侦查权的行为，不能因行驶侦查权本身的正当性，免除其在向新闻媒体提供资料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而应承担的法律责任。根据本案事实，公安分局将混合指认录像资料交给原审被告电视台、发生在混合指认这一侦查手段终结之后，且电视台是新闻煤体，其收集侦查资料只是为了用于新闻报道，公安分局将侦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交给电视台，不是侦查手段的延续。因此，公安分局侦查行为的合法性，不构成其在向新闻媒体提供侦破案件相关材料时未尽谨慎注意义务的法定免责事由。上诉人公安分局以配合新闻工作，履行法制宣传义务为由，称自己无过错，是对法律上“过错”这一概念的误解。民法上的过错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良好的意图，并非意味着行为人一定没有过错。播放法制节目，其目的正如公安分局所称是弘扬正气揭露犯罪，是为了法制宣传的需要。但在本案中，宣传法制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并不矛盾。对于涉及未成年人的特殊案件，在制作成面向广泛的、不特定的受众播放的新闻节目时，对未成年人的形象加以技术处理或者在节目中予以特别说明，并不会因此而影响宣传法制、弘扬正气的效果。参与指认的公安人员知晓并理解混合指认的内容，不会因为与案件无关的人参与指认而认为其就是犯罪嫌疑人，不会因此导致这些无辜的人的社会评价降低。但是，公安分局将混合指认录像资料交给电视台时，未尽特别提醒义务，导致李某等六名被上诉人的脸部画面未经任何技术处理，即通过新闻传播到不特定的受众处且该新闻节目亦未就此作出特别说明。观看新闻的普通群众，并不一定知晓混合指认这一特定侦察手段的具体内容，因此有人公开指责六名被上诉人未成年即犯下恶劣罪行，并冠以“强奸犯”的称谓，导致六名被上诉人社会评价的降低，发生名誉权受损的后果。故公安分局配合新闻媒体进行法制宣传的正当性不构成免除其在本案中所应承担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
本案损害后果的发生，与原审被告电视台的过失也存在一定的联系，在上诉人公安分局未尽提示义务的情形下，如果电视台在播放新闻对进行一些技术处理，损害后果就不会发生。但是，新闻媒体自身在新闻报道中的过失，并不导致公安分局的责任得以免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二）项的规定，被动提供新闻材料，但发表时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许，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提供者构成侵害名誉权。电视台是面对大众的新闻传媒机构，公安分局在接受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采访时，将上述混合指认录像资料交给电视台而未作任何特别说明，是对电视台播出该资料的一种默示行为。电视台自身在新闻报道中的过失，不构成免除公安分局民事责任的法定事由。
综上，上诉人公安分局上诉称其不应承担民事侵权责任的理由均不能成立。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正确，但在适用法律部分，还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第（二）项的规定，应予以补充。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第153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律师评析】
本案是公安机关提供新闻素材、电视台没有认真审核而引起的名誉权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7条规定：（一）主动提供新闻材料，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二）因被动采访而提供新闻材料，且未经提供者同意公开，新闻单位擅自发表，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对提供者一般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虽系被动提供新闻材料，但发表时得到提供者同意或者默许，致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名誉权。本案被告公安分局作为司法机关，应当知道把有关音像资料转给电视台有可能被播出从而损害原告的名誉，更应当知道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被告电视台作为新闻单位，应当认真审核有关音像资料，特别是对案件涉及人员的影像应当进行技术处理后才能播出。被告公安分局主动向被告电视台提供新闻材料，被告电视台
没有认真核实处理，播出后使原告的名誉受到侵害，构成了共同侵权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未成年保护法》第58条规定：对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新闻报道、电视节目、公开出版物、网络等不得披露该未成年人的姓名、住所、照片、图像以及可能推断出该未成年人的资料。新闻单位应当更加注意对未成年人的保护，为未成年人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北京市世纪律师事务所张生贵律师选编13240422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