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印发《中国科协2009年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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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中国科协2009年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
关于印发《中国科协2009年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要点》的通知
中国科协机关各部门、各直属单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科协办公室：
为贯彻落实中央书记处对科协工作的几点意见，按照中国科协七届四次全委会和党组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整改落实方案关于加强科协基层组织建设的部署和要求，经中国科协党组领导同意，现将《中国科协2009年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要点》印发你们，请中国科协机关有关部门、单位贯彻落实，同时供地方科协参考，以形成各级科协共同配合、推动基层组织建设的合力。请牵头单位明确责任人和时间进度，搞好分工和工作协调，切实负起责任；参与单位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好各项工作任务。
附件：中国科协2009年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要点
组织人事部
二○○九年三月二十五日
附件
中国科协2009年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要点
2009年中国科协基层组织建设，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中国科协成立5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书记处关于科协工作的几点意见，巩固和发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成果，按照中国科协七届四次全委会的工作部署和要求，集成系统资源、加强顶层设计，建立长效机制、务求工作实效，提高基层科协工作能力和服务水平，把建设科技工作者之家工作落到实处，为基层组织发展营造环境、创造条件、提供支持。
一、以加强县级科协为着力点，推动街道、乡镇科协组织建设
1．大力开展县级科协主席培训工作。建立县级科协主席培训制度，将县级科协主席培训工作纳入中国科协干部教育培训工作计划，会同省、市分级负责培训。中国科协机关和各省、市每年举办县级科协主席培训班。向省、市科协提供培训资源包，指导省、市科协加大对县级科协主席的培训力度，通过分级培训,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对全国2800名县级科协主席的轮训。（重点工作）
牵头部门：组人部
参与部门和单位：科普部、农技中心
2．结合推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加强县级科协组织建设，中国科协机关协同地方科协优化县级科协政策环境，改善县级科协特别是西部地区，老、少、边、穷地区科协组织的工作条件。
在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等工作的测评指标中，补充完善与街道、乡镇及社区、村各类科普组织建设相关的测评指标。通过创建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实施科普惠农兴村计划、西部科普工程、加强基层“站栏员”建设、配发科普大篷车等工作，提高基层组织服务能力，加强县级科协组织建设，推动街道、乡镇及社区、村等各类基层组织建设。
牵头部门：科普部
参与部门和单位：组人部、农技中心
3．研究加强县级科协组织建设的工作思路，适时提出加强县级科协建设的指导性意见。
科协系统的评比表彰，向县级科协、科协基层组织专兼职工作人员倾斜。
牵头部门：组人部
参与部门和单位：调宣部、科普部、科普所、农技中心
二、继续推进企业科协组织建设，扩大企业科协的覆盖面和影响力
4．贯彻落实《中国科协关于加强企业科协工作的若干意见》，调查了解《企业科协组织通则》的执行情况。研究高新技术开发区、经济技术开发区等科协组织的设置形式、活动方式等问题。
牵头部门：组人部
参与单位：计财部、咨询中心
5．加强与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的联系，积极推动在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建立科协组织,力争用3年时间使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协数占高新区数量的比例由目前的24%扩大到60%。适时召开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协组织建设工作座谈会。
在发展高新技术开发区科协组织的同时，与经济主管部门联系，在经济技术开发区中积极推进科协组织建设。（重点工作）
牵头部门：计财部
参与单位：组人部、咨询中心
6．做好企业科协秘书长培训工作，逐步建立一支高素质的企业科协秘书长专兼职队伍。
牵头部门：计财部
参与单位：组人部、咨询中心
三、着力推动高校科协组织建设
7．加强与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联系，以大学集中的城市为重点,多种方式推进高校科协组织发展。及时总结高校科协组织建设和活动特点，适时召开高校科协工作经验交流会。支持和鼓励高校科协实行会员制，特别是发展学生会员， 巩固和扩大组织基础。（重点工作）
牵头部门：组人部
参与部门和单位：调宣部、发展研究中心
8．开展高校科协理论研究。在调查研究基础上，进一步理清高校科协职能定位，提出推动高校科协组织建设目标模式、功能作用、具体举措等，研究制定加强高校科协组织建设的意见。加大资源整合力度，引导高校科协为企业技术创新服务，切实加强产学研合作，积极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
牵头部门：调宣部
参与部门和单位：组人部、发展研究中心
四、加强基础工作，为基层组织建设奠定扎实基础
9．开展中国科协基层组织建设状况专题研究。调查了解不同类型科协基层组织建设和开展活动的状况，总结推广经验，研究和解决问题，改进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加大分类指导的力度。
牵头部门：组人部
参与部门和单位：计财部、科普部、发展研究中心、咨询中心、农技中心、科普所、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有关省区市科协
10．建立中国科协组织建设信息管理系统。部署中国科协组织建设信息管理系统数据采集工作，基本完成省、地、县三级科协组织信息的采集。开发企业、高校、街道、乡镇科协等基层组织信息系统和采集软件。
牵头部门：组人部
参与部门和单位：计财部、科普部、发展研究中心、咨询中心、农技中心
五、联合协作，切实保障基层组织建设取得实效
11．充分发挥中国科协组织建设专门委员会的作用。中国科协组织建设专门委员会肩负健全组织机构、建立有利于科协事业发展的组织体制、运行机制的职责。要充分发挥组织建设专委会的作用，在专委会领导下开展专题调研，加强顶层设计，以点带面，抓好典型，研究制定推动县级科协和基层组织建设发展的意见，加大指导力度。
牵头部门：组人部
12．建立基层组织建设沟通协调机制。为整合资源，加强沟通，以活动促组织，以组织保活动，推动科协基层组织健康发展，中国科协机关有关部门和单位建立基层组织建设工作联系会制度。由组人部牵头，通过定期或不定期的召开联系会，交流基层组织建设情况，总结经验，研究确定进一步推动基层组织建设的举措。
牵头部门：组人部
参与部门和单位：计财部、调宣部、科普部、发展研究中心、科普所、农技中心、咨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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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
——限制死刑适用之权利维度思考
王晓辉*
内容提要：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设置在实践层面并不十分可靠，甚至发生了某种偏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片面强调其追究犯罪和惩罚罪犯的一面，忽视了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致使整个刑事追诉过程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甚至在实践中出现了为惩罚犯罪而冤枉无辜的情况，造成死刑的错判和滥用。因此，从预置死刑滥用的防御和补救体系的角度，需要强化和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以权利制约权力的任意发动，在刑事诉讼的动态过程中，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对抗和制衡，进而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通过强化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保证程序正义，这对限制死刑适用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死刑限制与适用 诉讼权利的强化 程序保障
一、 我国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设置及思考
从国际范围来看，限制乃至废止死刑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关的国际公约也表明了对于死刑的逐步限制乃至最终废除的严正立场。但废除死刑也要有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联合国人权文件对死刑的态度经历了从肯定并限制死刑到否定并废除死刑两个阶段。 在我国暂时不能废除死刑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是“相对合理且现实的选择” ，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奉行的死刑政策” 。
死刑限制有立法限制和司法限制，这是学界的一般看法。立法限制通常是通过从立法上缩减死刑罪名，提高死刑适用条件，严格死刑适用标准等方法降低死刑的比例，以逐渐限制死刑适用。而司法限制主要是通过在死刑司法实践中严格限制死刑宣告和死刑执行等方法来限制死刑。由此可以认为，限制死刑一般是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通过实体上和程序上实现限制死刑的适用。一般认为，我国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主要通过四项法律规定得到具体体现。第一，死刑适用范围上的原则性限制，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第二，死刑适用对象上的具体限制，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第三，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这就是我国的死刑缓期执行的制度（简称死缓）。根据刑法第50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的规定，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死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应当予以减刑（在缓刑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以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11条的规定，在死刑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或者，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或者罪犯正在怀孕的情形应当停止执行，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第四，死刑程序上的限制即死刑复核程序。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刑事诉讼法第200条也规定判处死刑的案件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必须承认，这些制度的设置体现了我国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对限制死刑适用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司法实践中死刑经常被宣告和使用，甚至出现了错判和滥杀的情况。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枪（刀）下留人案”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不得不引起大家的深思！曲新久教授指出，我国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的法律制度设置存在着严重不足，死刑政策在制度层面上没有充分地得到落实，而且，死刑制度与死刑政策发生了某种偏离。 曲教授从制度设置的层面分析了我国限制死刑适用制度的价值，并指出司法实践自身也没有为限制死刑政策法律化提供素材和营养。我们认为，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设置的初衷是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贯彻。在既定的死刑政策和制度下，如何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防止死刑的错判和滥用，保证面对死刑的人得到公正的评判则是现时关注的焦点。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程序正义的实现和被告人诉讼权利得到保障，让真正面对死刑的人死得“明明白白”。
二、权利：限制死刑适用扩张的界限
刑罚权是国家基于独立主权对犯罪人实行刑事制裁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国家权力。刑罚经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制定，以刑法这一实体法的形式获得抽象存在；通过适当的刑事诉讼程序由司法机关收集证据、认定事实进而以实现刑罚的现实化和具体化。可见，刑罚的实现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这是法治的要求，也是保障被告人权利不至于在权力集结下造成伤害的要求。因为，刑罚权具有一定的扩张性，往往会对具有脆弱性特点的权利造成侵害或者危险。通过刑事诉讼来实现刑罚，就在于通过合法、合理的程序在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的前提下，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如果说只是单单为了惩罚犯罪，只要掌握刑罚权力的国家机关直接予以发动便可。因此，刑事诉讼更具有宪政意义上的价值即权利的保障与救济。正如有论者所言，“以刑罚权基本属性为基点研究刑事诉讼程序，意味着‘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一个重要特质。” 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轻权利重惩罚的片面理解，强调其追究犯罪和惩罚罪犯的一面，忽视了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致使整个刑事追诉过程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甚至在实践中出现了为惩罚犯罪而冤枉无辜 ，造成死刑的错判和滥用的情况。
我国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实质上也是限制死刑权力扩张的政策。 如何防御死刑的错判和滥用需要预置完备的、多层次的防御和补救体系，以防止死刑权力的任意扩张。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来源于刑罚权本身的权力控制。其次，来源于刑事程序基本权利的控制。透过程序性权利保护，间接制衡与优化实体性权力的运作。最后，来源于宪法基本权利的控制。 我国现有的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主要就是通过立法和司法从实体和程序方面来限制。即通过立法和司法层面从制定和适用刑罚权的权力本身来限制死刑的适用和扩张。尽管我国刑事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享有的一定诉讼权利，但并不全面；即使规定的权利或者缺乏保障或者遭到侵犯或者不足以防止司法权力的发动。这使得预置死刑扩张的防御体系存在缺陷和漏洞。
刑事司法过程就是一个对抗的过程，忽视被控方的权利及权利保障，不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也不利于追诉和被追诉双方对事实的辩论以弄清真相，为死刑的滥用埋下了隐患。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国家追诉权的行使直接关涉到公民个体的生命、自由、财产的状态，如若对此种积极权力不进行控制和约束，依照“不受控制的权力必将会被滥用”的原理，公民个体的权利必将受到侵害。现代法治国家不仅意识到权力易被滥用的特性，而且充分重视司法权在平衡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利益，缓和两者之间的对立、紧张状态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且因此而致力于通过司法权的运作加强刑事司法活动中人权保障。 平衡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利益，通过司法权的运作加强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人权保障，是现代法治国家权利运行的终极关怀，也是联合国司法准则体系中原则与具体制度的最终目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必须保障人权。司法人权保障原则是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理念以及权力制衡原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反映。因此，从刑事审判模式与刑事诉讼的过程性和对抗性来看，应该赋予其各方平等的对抗的机会。诉讼权利是实现控方与被控方对抗的前提，而保障诉讼权利的行使则是实现对抗的现实基础。赋予并强化被控方的诉讼权利，使被控方在保障自己人权方面更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利于实现程序正义，使死刑适用的限制在控方与被控方的动态地对抗中实现。
刑事诉讼根本上是一种权利与权力的对抗和制约。明确了这一点，在司法权力发动的时候只有赋予权利主体相应的权利，与之相对抗才能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或限制权力的滥用。只有抓住诉讼的对抗性的特点，明确被控方的权利，才能真正使整个诉讼活动达到制衡的状态，保证程序公正，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上的公正。因此，强化被控方应该享有的权利并保障其权利的实现，可以有效对抗权力可能对权利的侵犯和防止死刑权力的滥用。
三、诉讼权利、程序保障与死刑适用
这里的诉讼权利是被追诉人在作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程序保障，按照日本学者谷口安平的解释，在狭义上是指诉讼中充分给予双方当事者对等的攻击防御机会，并形成制度化的程序和在实际的制度运作中严格遵循这样的程序要求。 如上所述，限制死刑权力的扩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强化和保障面临死刑的人诉讼权利以制约司法权力的任意发动和滥用，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实现对抗和制衡。而诉讼权利需要程序保障得以实现，反过来诉讼权利及其保障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二者相互促进，从而尽可能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我们认为，在既定的政策和制度下，限制死刑的适用乃至刑事司法改革的焦点应该放在程序保障的问题上；而强化和保障被控方的诉讼权利尤其是程序权利，以对司法权力的发动进行防御和对抗是解决程序保障问题的关键。
“自由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遵守程序保障的历史”。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在刑事法治的背景下，程序正义越来越受到关注。死刑适用的公正至少要从程序正义做起。” 实际上，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死刑适用的矛盾焦点。董伟“枪下留人案”、“刘涌案”都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从程序方面着手是解决死刑适用问题的突破口。“从程序上保障死刑的正确适用，就是国家在彻底废除死刑条件不成熟前，最大限度尊重和保障死刑犯人权的具体体现。” 应确保被判出死刑的人享有最审慎的法律程序及最大可能的保障。而且从程序上进行限制死刑适用具有现实意义，“通过程序控制死刑的影响力是持续的”。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虽然规定了一些有助于控制死刑的程序，然而就实现慎用、少用死刑的目的来说，现有的程序控制方法并不够。我国对于死刑适用的特别程序就是死刑复核程序，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而遭到学者的置疑。 因此，限制死刑的适用除了对现行的制度进行改造和变革以外，需要研究增加更为有效的程序控制方法。如有论者指出，“我们需要进一步重视死刑案件中的程序保障问题。刑事诉讼活动，应当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这应是不言而喻的。据此，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理应遵守程序规定。因此，对适用死刑的案件加强程序保障，其意义尤显突出。我们应当考虑在适用死刑的案件中如何真正实现程序价值。”
强化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对死刑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赋予被追诉人防御司法权力的任意发动和滥用的诉讼权利，这就要求司法权力的发动和实施必须在权利规则范围内进行。充分体现“通过程序保障基本人权”和“以合法的程序追究犯罪”的精神。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权力的发动必须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程序要件，从而防止权力任意干涉个人权利的产生，否则就要承担程序违法的后果。比如，对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就应该遵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对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司法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在英美法系，将诉讼程序作为犯罪界说的一个维度。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对于刑事诉讼程序实定法（或者法庭、普通法规则）的违反，将可以通过上诉使有罪判决归于无效，并且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得再次提起诉讼。这种程序超然、优先于实体的制度设置，在一定情况下将会引起程序的违法对于实体法的直接的否定意义。这就要求在整个刑事追诉的过程中必须保证被控方在实体和程序上得到公正的待遇，否则对整个刑事案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赋予被追诉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就司法机关而言，就是负有不得强迫被追诉人自证其罪的义务），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 那么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同样的道理，强化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保证程序正义，这就必然要求司法机关的追诉过程和所提供的证据以及所证明的事实经得起推敲，提高其证明力，为准确适用死刑提供可靠的依据。将在现有的政策下应判出死刑的案件办成“铁案”。
总之，就死刑的适用而言，强化诉讼权利，通过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有利于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通过程序保障，对实现慎用、少用死刑应当有积极推动作用。而即使判出死刑，只要刑事司法权力是通过程序上的正当性和规范性所得出的结果，也能够获取被控方的认可和服从，才能够获得尽可能大的权威性和公众的认同。正如美国大法官杰克逊所言，“程序的公平性与稳定性是自由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程序适用公平，不偏不倚，严厉的实体法也可以忍受”。
四、对现时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之检讨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重惩罚轻保障、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有罪推定的诉讼观念仍然存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所以，虽然我国刑事法规定了一系列诉讼权利，但这些权利在实践操作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障，甚至一些权利被漠视。就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而言，也是如此。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存在着或者忽视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或者其权利得不到保障，或者其权利被司法机关侵犯或剥夺等等情况。比如像被判处死刑的人应该享有的赦免、减刑请求权在我国法律中就没有规定。比如像律师辩护难等问题，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自己行使辩护权或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但在实践中，被控方的辩护权却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又比如像“三机关联合办案”、“案件协调制度”以及“案件审批制度”、“疑案请示制度”等等不合理现象，这些“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剥夺或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一种漠视和剥夺。再比如像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不得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超过法定期限（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但这些权利却遭到了司法权力的侵犯。
在检讨我国现时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是如何界定“面对死刑的人”。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只有在判处确定的犯罪和刑罚之后才可以如此称之；但作为强化和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应该是在整个刑事追诉过程中对被控可能判处死刑的人的权利强化和保障。以下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包括侦查、提起公诉、审判来检讨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
在侦查阶段，虽然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保障被告人权利的无罪推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但这些原则在侦查阶段，特别是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的时候，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而不享有沉默权。这就为侦查机关对不坦白交代的犯罪嫌疑人强迫其交代甚至刑讯逼供留下了隐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侵犯了犯罪嫌疑人所受无罪推定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保护的权利。虽然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这不足以防止类似不法行为的发生。而之所以会如此，关键就在于犯罪嫌疑人面对刑讯逼供，缺乏防御权力侵犯的权利保障。而这种权利保障的淡化也使得侦查人员缺乏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意识。实际上，采取刑讯逼供等不法手段所获取的证据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可能误导审判，往往造成冤假错案，牵连无辜。依照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和第3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起诉之前有权委托辩护人。但是，实践中辩护难的问题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提起公诉阶段，检察机关在收集证据的时候，存在忽视甚至不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的情况。
在审判阶段，一些办案人员对案件的认识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捕风捉影，先入为主的问题，由此造成误判。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被控方事实上无法受到公正的对待。其权利规定的不充分，即使规定了的权利往往也得不到保障，受到了很大的牺牲和抑制。在庭审实践中，由于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再加上被控方的知情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被控方根本不可能针对性地提出异议并有效地进行质证，形成了“控方举证不受控方制约”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证人不出庭导致被控方的辩护权不能有效实施。而不经过质证的传来证据却在实践中被大量采用。在疑难案件的处理上，采取“案件审批制度”、“疑案请示制度”，实际剥夺了面对死刑的人的上诉、申诉权。另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复核权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辩护权缺失的问题。死刑判决、裁定的生效需要经过特别的核准程序。这对死刑的慎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由法院自动启动而完全是法院的一种内部办案程序，没有辩护方的法律地位，缺少辩护权行使的空间。在刑事诉讼中，控方与辩护方是相对立的双方。“在刑事诉讼中实现程序正义，应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和有关各方的公平参与”。 被判处死刑的人应当有权参与到有关是诉讼程序之中。但死刑复核程序一般采取书面审，不具有诉讼的特征，而是一种封闭的权力活动。这使得被告人在该程序中始终处于一个被动、消极的状态。如果只有控方没有辩方 ，那么象征着公正的“天平”就会倾斜。
五、 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之保障
依法保障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是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 “无保障的权利不是权利”。所谓权利保障,是指排除对权利现时和将来妨害的确使权利最终实现的制度化保护。对权利保障一般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权利宣言的形式，其二是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条件。 可见，权利的保障不仅要求法律规定的权利的抽象存在，还必须为这些抽象存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创造条件。我国刑事法对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与国际司法准则以及其他国家相比，在权利的宣告和权利的实现两方面都存在一些差距。在这种权利缺失或对权力缺乏制约，没有对抗的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无法得到保障，就更谈不上对死刑的限制，甚至可能导致死刑的滥用。
如何强化和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这是保证正确适用死刑，在实现程序正义的前提下获得实体上的公正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我国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在强调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背景下，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显得更加重要。我们认为，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尊重被追诉人权利的意识，通过规范其行为，加强其责任来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另一个方面就是强化被追诉人的权利，并为行使权利提供现实条件和制度保证。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首先，司法人员必须要有权利保障的意识，尊重面对死刑的人的生命权和诉讼权利。因为，在刑事追诉过程中，面对死刑的人首先面对且面对最多的就是司法人员，而他们的行为就是直接针对被追诉人。而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漠视被追诉人的权利的意识，如上所述。因此，办案人员要摆脱原先的“有罪推定”、“重惩罚轻保障”的思维观念。为此，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原则，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程序法定原则。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是被追诉人享有辩护权的基础之所在。虽然我国刑事法已经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但在具体保障制度的构建方面还有待完善，比如在死刑案件中可以率先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程序法定原则是在刑事法领域实现人权保障的基础。贯彻该原则，可以通过预先明确权利和义务，规范司法人员的行为，将其活动限定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这可以避免剥夺或限制法律赋予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从而保障被追诉人更好地行使和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为此，有必要完善关于程序违法的制裁机制。另外，从证据及证据力方面提高对判出死刑的案件的证明标准，要求作出死刑判决时必须在证据上排除一切怀疑。1984年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第4款规定：“只有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而且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的证据而对被告定罪的情况下，才能判出死刑。”这就是对判出死刑的犯罪所作出的严格的证据要求。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被追诉人享有很多方面的权利，根据日本学者田口守一的见解，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主要包括沉默权、辩护权、会见权、开示理由请求权、取消逮捕请求权、保全证据请求权和不服申诉权等七个方面。 这里仅仅触及以下几点。
第一，沉默权。沉默权是被追诉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内容，是刑事诉讼中被控方人权保障最有力的武器，也是防御司法权力的无理侵犯的坚盾。沉默权符合无罪推定原则。而且，赋予被控方在刑事追诉过程中沉默权有其制度背景和理论基础。 为此，还必须完善保障这种权利和保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妥当侦查的制度。这里，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提出的四个方面的措施值得借鉴：第一，由“第三者机关”对侦查本身进行监督。如可以考虑在讯问时，让辩护人到场。第二，保留详细的调查记录，以便在事后可以认定有无非法侦查，如将讯问情况进行录音、录像等。第三，规定不得将违法侦查所取得的坦白交代作为证据使用。第四，处罚违法取证的侦查人员。
第二，辩护权。刑事诉讼法对被控方的辩护权进行了规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辩护权的强化和保障。主要涉及以下几点。
一是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应该成为保障辩护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相较于审判阶段而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而且，在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而制成的讯问笔录，一旦在审判中提出就很可能按照笔录来认定事实。而实际上也是如此，在审判中法官在认定事实时的参考资料主要就是侦查机关提供的笔录。正因为如此，必须对在侦查阶段的刑事辩护给予足够的重视。可以考虑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将律师全面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
二是保障被控方不仅获得辩护帮助权，而且获得的是有效的辩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和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供了特殊权利保障的强制辩护制度。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由律师为其进行辩护，有助于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达到慎用、少用死刑的目的。但在实践中，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是否为面临死刑的人提供了有效的辩护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为此，在提供法律援助的时候，要求聘请的必须是在该类案件方面有经验的、合格的律师，且为辩护人行使辩护权提供物质和制度上的保证，从而为面对死刑的人提供有质量的辩护。
三是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如规范证据展示制度以避免“证据偷袭”；建立强制证人出庭制度，规范证人出庭的具体措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之三（戊）规定，“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因此，应当从制度层面和实践操作方面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可能性和现实性，保障被控方的辩护权得以有效行使。
四是充实辩护事由的内容，尤其是程序辩护。所谓程序性刑事辩护是指，在刑事辩护中以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违法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未依法进行的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非法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等，从程序方面进行辩护的方法。加强程序辩护是维护被告人的程序权利和保证被告人得到公正的审判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司法公正和透明度的必然要求。不受制约和节制的侦查手段和措施难免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制造冤假错案。就死刑案件而言，保证程序上的合法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它能确保案件的质量，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
第三，程序参与权。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虽然也有听取被判出死刑的人的意见的规定，但被告人的程序参与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为此，应该保证被判处死刑的人参与到复核程序，充分保障律师介入程序的权利。这是程序参与原则的要求，也是维持诉讼平衡、实现诉讼公正的需要。法律必须规定，与案件利害攸关的各方，拥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和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所以有人提出，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四，赦免、减刑请求权。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全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是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赦免、减刑请求权是联合国的最低人权标准。但是，在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请求赦免或减刑。因此，有学者提出增设死刑减刑与赦免制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程序规定。 为此，可以增设死刑执行期间的限制，为行使该权利及其他上诉、申诉权提供时间上的保证。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修正）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1988年12月22日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4年12月9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
第三章 经营者的义务
第四章 消费者组织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争议的解决和处理时效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对经营者的社会监督，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其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
本条例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为消费者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单位和个人。经营者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
第三条 本条例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主会同有关部门具体贯彻执行。
各级工商和物价、卫生、技术监督、商检等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加强对经营者的管理和监督，严肃查处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第四条 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
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揭露、批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干涉、压制有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真实报道。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
第五条 消费者享有以下权利：
（一）了解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等真实情况；
（二）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拒绝经营者强制交易、搭售和强制提供服务；
（三）获得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安全、卫生、计量等保障；
（四）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在受到损害时，依法获得赔偿；
（五）所购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时，要求按照规定、惯例或者约定予以修理、更换或者退货；
（六）对不正当的经营行为和不文明的经营作风，以及对国家工作人员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中的违法行为，向有关部门申诉、举报和控告；
（七）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
第六条 消费者依法自我保护的行为应当受到尊重。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有关资料、购货凭证、服务单据和必要的技术指导、售后服务。
第三章 经营者的义务
第七条 经营者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
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经营者与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经营者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文明服务的原则从事经营活动，遵守职业道德，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生产、销售的商品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附具检验合格证、有中文标明的生产者名称、地址和使用说明，以及商品的生产日期、主要成份。限期使用的商品应当标明有效期限或者安全使用期限等内容。对达不到规定的标准等级，但仍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出售时必须在商品或者商品包
装的醒目位置标明，并在购货凭证上予以注明。提供服务除与消费者有约定的外，应当有明确的符合规定的服务质量标准；
（二）不得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商品或者明令淘汰、过期失效、腐败变质、受污染不能使（食）用以及其他可能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商品；
（三）不得销售未按照国家规定检验的进口商品；
（四）不得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的商品，不得以内销商品冒充进口商品；
（五）不得生产、销售淫秽和其他违禁的商品；
（六）不得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
（七）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或者其他欺骗性宣传；
（八）出售商品不得短尺少秤；
（九）必须按照国家价格管理规定制订、调整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必须明码标价、醒目公布，不得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因清仓、换季、搬迁等原因对商品削价处理的，价格表示应当真实；
（十）出售商品不得搭售，提供可选择性服务必须事先征得消费者同意；
（十一）按照国家、行业规定、商业惯例或者与消费者的约定承担包修、包换、包退或者其他责任的，必须按规定或者约定履行，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十二）以预收货款、邮购、代办等方式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保质、保量，按期履约；
（十三）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品惯例向消费者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
（十四）销售关系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对使用、维护有特殊要求的商品，应当提供中文警示说明和必须的警示标志；提供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服务，必须事先真实申明，采取严格的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并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
（十五）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十六）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和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
（十七）不得拒绝、阻挠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以及消费者协会对消费者投诉的调查。
第九条 商品质量不合格使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销售者应当先行赔偿，不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由销售者向责任方追偿。
服务质量标准不符合规定或者约定，使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服务者应当先行赔偿，不属于服务者责任的由服务者向责任方追偿。
第十条 经营场地或者设施的使用者、营业执照的借用者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场地、设施的提供者以及营业执照的出借者应当负连带民事责任，不得拒绝消费者的赔偿要求。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分立或者合并，变更后承受其权利、义务的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经营者应当建立文明服务、售后服务以及接受消费者监督等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
经营者与消费者发生纠纷、争议时，前款所列规章制度、服务公约等有关对消费者的承诺，均应当作为调解、仲裁以及司法审判的依据。
第四章 消费者组织
第十二条 市、区、县消费者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指导消费的社会团体。
消费者协会履行下列职能：
（一）宣传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
（二）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调解、提请法定鉴定机构鉴定，或者提出意见转有关部门和单位处理，必要时可以公布投诉情况和处理结果；
（三）参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安全、卫生、计量进行监督检查和测定；
（四）对涉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必要时可以进行查询，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答复；
（五）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
（六）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依法提起诉讼。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指导和支持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保障其职能的正常履行和必要的经费需要。
第十三条 职工物价监督组织等社会团体和社会公众可以开展旨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条例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按照规定、惯例或者约定属于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消费者经两次以上交涉，经营者仍无理由拒绝的，应当承担消费者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商品修理时间超过三十天，经营者应当以商品价款的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给消费者赔偿因延误使用该商品遭受的损失，同时
保修期限应当按修理期相应顺延；在保修期内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应当负责更换或者退货；确因商品质量问题，退货时应当向消费者退回该商品的原购货价款。
前款所称“无理拒绝”，是指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合理要求，无正当理由而故意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经营者的从业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对消费者交涉的表示，视为经营者行为。
对包修、包换、包退消费者不能随身携带的大件商品，经营者应当承担必须支付的运输费等合理费用。
第十六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捏造、歪曲、掩盖事实等欺诈行为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加倍赔偿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商品价款或者服务收费的一倍。
第十七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八条各项规定，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十四）项规定，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或者服务，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四）项规定，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违反第（三）项规定，责令改正，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警告，并可以处有关商品总值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第（五）、（十六）、（十七）项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违反第（六）项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违反第（七）项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并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违反第（八）、（九）、（十三）项规定，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八）违反第（十）、（十一）、（十二）、（十五）项规定，责令改正，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前款第（四）项处罚由公安机关决定。其他各项处罚由工商、物价、卫生、技术监督、商检、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分别或者会同相关部门决定，并可以根据情节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本条没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经营者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营者在规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九条 各级工商、物价、卫生、技术监督、商检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包庇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争议的解决和处理时效
第二十条 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
（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三）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申诉；
（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和消费者对商品质量问题有争议的，可以通过约定送法定的质量检验机构鉴定。鉴定费用由经营者先行垫付，并根据鉴定结果，确定由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承担，或者由双方共同承担。
第二十二条 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提出交涉，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二年内提出；有规定或者约定期限的，应当在规定或者约定期限内提出。
第二十三条 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接到消费者投诉，应当受理并书面通知有关经营者。
经营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在二十日内做出答复；逾期不答复或者答复时无理拒绝承担应负责任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查处。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副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的原则亦适用于因产品质量不合格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第三者。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1989年4月1日起实施。
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的决定
（1994年12月9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决定
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修正案＞（草案）》，决定对《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章目的修改
1、第二章修改为：消费者的权利
2、第三章修改为：经营者的义务
3、第四章修改为：消费者组织
4、第五章修改为：法律责任
5、第六章修改为：争议的解决和处理时效
二、有关条款结构的修改
1、删除第三条、第四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四）项、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2、增加六条。分别作为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
3、第十二条改为第三条第二款。
4、第十三条改为第四条第二款。
其余各条款的序数按原先后顺序重新排列。
三、有关条款内容的修改
1、第一条修改为：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对经营者的社会监督，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2、第二条修改为：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其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
本条例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为消费者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单位和个人。经营者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
3、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第一款：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
第十三条作为该条第二款。
4、第五条第（二）、（四）、（五）项修改为：
（二）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拒绝经营者强制交易、搭售和强制提供服务；
（四）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在受到损害时，依法获得赔偿；
（五）所购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时，要求按照规定、惯例或者约定予以修理、更换或者退货；
5、第五条增加第（六）、（七）项：
（六）对不正当的经营行为和不文明的经营作风，以及对国家工作人员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中的违法行为，向有关部门申诉、举报和控告；
（七）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
6、第六条修改为：消费者依法自我保护的行为应当受到尊重。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有关资料、购货凭证、服务单据和必要的技术指导、售后服务。
7、第七条修改为：经营者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
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经营者与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经营者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文明服务的原则从事经营活动，遵守职业道德，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8、第八条第（一）、（二）、（三）、（四）、（六）、（九）、（十一）项修改为：
（一）生产、销售的商品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附具检验合格证、有中文标明的生产者名称、地址和使用说明，以及商品的生产日期、主要成份。限期使用的商品应当标明有效期限或者安全使用期限等内容。对达不到规定的标准等级，但仍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出售时必须在商品或者商品包
装的醒目位置标明，并在购货凭证上予以注明。提供服务除与消费者有约定的外，应当有明确的符合规定的服务质量标准；
（二）不得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商品或者明令淘汰、过期失效、腐改变质、受污染不能使（食）用以及其他可能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商品；
（三）不得销售未按照国家规定检验的进口商品；
（四）不得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的商品，不得以内销商品冒充进口商品；
（六）不得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
（九）必须按照国家价格管理规定制订、调整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必须明码标价、醒目公布，不得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因清仓、换季、搬迁等原因对商品削价处理的，价格表示应当真实；
（十一）按照国家、行业规定、商业惯例或者与消费者的约定承担包修、包换、包退或者其他责任的，必须按规定或者约定履行，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9、第八条增加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项：
（十三）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
（十四）销售关系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对使用、维护有特殊要求的商品，应当提供中文警示说明和必须的警示标志；提供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服务，必须事先真实申明，采取严格的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并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
（十五）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十六）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和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
（十七）不得拒绝、阻挠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以及消费者协会对消费者投诉的调查。
10、第九条修改为：商品质量不合格使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销售者应当先行赔偿，不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由销售者向责任方追偿。
服务质量标准不符合规定或者约定，使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服务者应当先行赔偿，不属于服务者责任的由服务者向责任方追偿。
11、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经营场地或者设施的使用者、营业执照的借用者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场地、设施的提供者以及营业执照的出借者应当负连带民事责任，不得拒绝消费者的赔偿要求。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分立或者合并，变更后承受其权利、义务的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2、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第一款，并修改为：经营者应当建立文明服务、售后服务以及接受消费者监督等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
13、第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经营者与消费者发生纠纷、争议时，前款所列规章制度、服务公约等有关对消费者的承诺，均应当作为调解、仲裁以及司法审判的依据。
14、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市、区、县消费者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指导消费的社会团体。
第二款第（一）项改为第（二）项，并修改为：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调解，提请法定鉴定机构鉴定，或者提出意见转有关部门和单位处理，必要时可以公布投诉情况和处理结果。
第二款第（二）项改为第（三）项，“协同”修改为“参与”，并删去“必要时可公布结果”。
第二款第（五）项改为第（四）项，其中“提出”修改为“进行”。
第二款第（六）项修改为：
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依法提起诉讼。
第二款增加两项，作为第（一）、（五）项：
（一）宣传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
（五）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
该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指导和支持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保障其职能的正常履行和必要的经费需要。
15、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三条，并修改为：职工物价监督组织等社会团体和社会公众可以开展旨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监督。
16、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条例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17、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按照规定、惯例或者约定属于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消费者经两次以上交涉，经营者仍无理拒绝的，应当承担消费者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商品修理时间超过三十天，经营者应当以商品价款的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给消费者赔偿因延误使用该商
品遭受的损失，同时保修期限应当按修理期相应顺延；在保修期内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应当负责更换或者退货；确因商品质量问题，退货时应当向消费者退回该商品的原购货价款。
前款所称“无理拒绝”，是指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合理要求，无正当理由而故意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经营者的从业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对消费者交涉的表示，视为经营者行为。
对包修、包换、包退消费者不能随身携带的大件商品，经营者应当承担必须支付的运输费等合理费用。
18、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六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捏造、歪曲、掩盖事实等欺诈行为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加倍赔偿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商品价款或者服务收费的一倍。
19、第十九条改为第十七条，并修改为：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八条各项规定，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十四）项规定，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或者服务，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四）项规定，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违反第（三）项规定，责令改正，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警告，并可以处有关商品总值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第（五）、（十六）、（十七）项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违反第（六）项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违反第（七）项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并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违反第（八）、（九）、（十三）项规定，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八）违反第（十）、（十一）、（十二）、（十五）项规定，责令改正，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前款第（四）项处罚由公安机关决定。其他各项处罚由工商、物价、卫生、技术监督、商检、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分别或者会同相关部门决定，并可以根据情节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本条没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20、第二十四条改为第十八条，并修改为：经营者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营者在规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1、第二十条改为第十九条，并修改为：各级工商、物价、卫生、技术监督、商检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包庇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2、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条，并修改为：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
（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三）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申诉；
（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3、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经营者和消费者对商品质量问题有争议的，可以通过约定送法定的质量检验机构鉴定。鉴定费用由经营者先行垫付，并根据鉴定结果，确定由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承担，或者由双方共同承担。
24、第二十二条修改为：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提出交涉，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二年内提出；有规定或者约定期限的，应当在规定或者约定期限内提出。
25、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接到消费者投诉，应当受理并书面通知有关经营者。
经营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在二十日内做出答复；逾期不答复或者答复时无理拒绝承担应负责任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查处。
26、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副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条例执行。
四、个别文字的修改
1、原第十二条中“以及”改为“和”，删除“和企业主管部门”、“应”。
2、原第十三条中“新闻舆论机构”改为“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
3、第五条第（一）项“价格等情况”，修改为“价格等真实情况”。
4、第八条“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必须遵守以下规定”，修改为“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第（七）项中“制作虚假广告或”修改为：“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或者”。第（八）项删除“销售……试机”。第（十）项中“搭配”、“须”分别修改为“搭售”、“必须”，删除
“服务者”、“项目”。第（十二）项“邮购方式”修改为“邮购、代办等方式”，“必须”修改为“应当”。
5、原第十四条第二款中“消费者协会实行社会监督中有以下权利”，修改为“消费者协会履行下列职能”。
6、第二十五条中“财产”和“人身”位置对换，删除“使用者和”。
7、第二十六条删除“中的”两字。
8、条例中原“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均改为“经营者”，“商品检验”均改为“商检”。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8年12月22日上海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根据本决定修正，重新颁布。
1994年12月9日
——限制死刑适用之权利维度思考
王晓辉*
内容提要：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设置在实践层面并不十分可靠，甚至发生了某种偏离。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刑事诉讼中，片面强调其追究犯罪和惩罚罪犯的一面，忽视了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致使整个刑事追诉过程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甚至在实践中出现了为惩罚犯罪而冤枉无辜的情况，造成死刑的错判和滥用。因此，从预置死刑滥用的防御和补救体系的角度，需要强化和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以权利制约权力的任意发动，在刑事诉讼的动态过程中，实现权利与权力的对抗和制衡，进而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通过强化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保证程序正义，这对限制死刑适用更具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死刑限制与适用 诉讼权利的强化 程序保障
一、 我国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设置及思考
从国际范围来看，限制乃至废止死刑是发展的必然趋势。相关的国际公约也表明了对于死刑的逐步限制乃至最终废除的严正立场。但废除死刑也要有一个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联合国人权文件对死刑的态度经历了从肯定并限制死刑到否定并废除死刑两个阶段。 在我国暂时不能废除死刑的情况下，严格限制死刑适用是“相对合理且现实的选择” ，也“是我们党和国家一贯奉行的死刑政策” 。
死刑限制有立法限制和司法限制，这是学界的一般看法。立法限制通常是通过从立法上缩减死刑罪名，提高死刑适用条件，严格死刑适用标准等方法降低死刑的比例，以逐渐限制死刑适用。而司法限制主要是通过在死刑司法实践中严格限制死刑宣告和死刑执行等方法来限制死刑。由此可以认为，限制死刑一般是从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通过实体上和程序上实现限制死刑的适用。一般认为，我国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主要通过四项法律规定得到具体体现。第一，死刑适用范围上的原则性限制，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第二，死刑适用对象上的具体限制，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第三，死刑缓期执行制度。刑法第48条规定：“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同时宣告缓期2年执行。”这就是我国的死刑缓期执行的制度（简称死缓）。根据刑法第50条和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的规定，被判处死缓的犯罪分子，在死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死刑缓期执行期满，应当予以减刑（在缓刑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2年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2年期满以后，减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另外，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11条的规定，在死刑执行前发现判决可能有错误的，或者，在执行前罪犯揭发重大犯罪事实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可能需要改判的，或者罪犯正在怀孕的情形应当停止执行，报请最高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第四，死刑程序上的限制即死刑复核程序。刑法第48条规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刑事诉讼法第200条也规定判处死刑的案件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必须承认，这些制度的设置体现了我国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对限制死刑适用具有重要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司法实践中死刑经常被宣告和使用，甚至出现了错判和滥杀的情况。近年来频频出现的“枪（刀）下留人案”就说明了这一点。这不得不引起大家的深思！曲新久教授指出，我国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的法律制度设置存在着严重不足，死刑政策在制度层面上没有充分地得到落实，而且，死刑制度与死刑政策发生了某种偏离。 曲教授从制度设置的层面分析了我国限制死刑适用制度的价值，并指出司法实践自身也没有为限制死刑政策法律化提供素材和营养。我们认为，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设置的初衷是好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司法实践中加以贯彻。在既定的死刑政策和制度下，如何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防止死刑的错判和滥用，保证面对死刑的人得到公正的评判则是现时关注的焦点。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程序正义的实现和被告人诉讼权利得到保障，让真正面对死刑的人死得“明明白白”。
二、权利：限制死刑适用扩张的界限
刑罚权是国家基于独立主权对犯罪人实行刑事制裁的权力，是国家权力的外在表现形式之一，是一种国家权力。刑罚经由国家立法机关通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制定，以刑法这一实体法的形式获得抽象存在；通过适当的刑事诉讼程序由司法机关收集证据、认定事实进而以实现刑罚的现实化和具体化。可见，刑罚的实现必须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这是法治的要求，也是保障被告人权利不至于在权力集结下造成伤害的要求。因为，刑罚权具有一定的扩张性，往往会对具有脆弱性特点的权利造成侵害或者危险。通过刑事诉讼来实现刑罚，就在于通过合法、合理的程序在保障被告人的权利的前提下，完成惩罚犯罪的任务。如果说只是单单为了惩罚犯罪，只要掌握刑罚权力的国家机关直接予以发动便可。因此，刑事诉讼更具有宪政意义上的价值即权利的保障与救济。正如有论者所言，“以刑罚权基本属性为基点研究刑事诉讼程序，意味着‘权利保障’是刑事诉讼程序自身的一个重要特质。” 但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轻权利重惩罚的片面理解，强调其追究犯罪和惩罚罪犯的一面，忽视了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致使整个刑事追诉过程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偏差，甚至在实践中出现了为惩罚犯罪而冤枉无辜 ，造成死刑的错判和滥用的情况。
我国严格控制死刑适用的政策，实质上也是限制死刑权力扩张的政策。 如何防御死刑的错判和滥用需要预置完备的、多层次的防御和补救体系，以防止死刑权力的任意扩张。这一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来源于刑罚权本身的权力控制。其次，来源于刑事程序基本权利的控制。透过程序性权利保护，间接制衡与优化实体性权力的运作。最后，来源于宪法基本权利的控制。 我国现有的限制死刑适用的制度主要就是通过立法和司法从实体和程序方面来限制。即通过立法和司法层面从制定和适用刑罚权的权力本身来限制死刑的适用和扩张。尽管我国刑事法规定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罪犯享有的一定诉讼权利，但并不全面；即使规定的权利或者缺乏保障或者遭到侵犯或者不足以防止司法权力的发动。这使得预置死刑扩张的防御体系存在缺陷和漏洞。
刑事司法过程就是一个对抗的过程，忽视被控方的权利及权利保障，不利于程序正义的实现，也不利于追诉和被追诉双方对事实的辩论以弄清真相，为死刑的滥用埋下了隐患。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国家追诉权的行使直接关涉到公民个体的生命、自由、财产的状态，如若对此种积极权力不进行控制和约束，依照“不受控制的权力必将会被滥用”的原理，公民个体的权利必将受到侵害。现代法治国家不仅意识到权力易被滥用的特性，而且充分重视司法权在平衡权利和权利之间的利益，缓和两者之间的对立、紧张状态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并且因此而致力于通过司法权的运作加强刑事司法活动中人权保障。 平衡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利益，通过司法权的运作加强刑事司法活动中的人权保障，是现代法治国家权利运行的终极关怀，也是联合国司法准则体系中原则与具体制度的最终目的。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必须保障人权。司法人权保障原则是人权保障和正当程序理念以及权力制衡原理在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反映。因此，从刑事审判模式与刑事诉讼的过程性和对抗性来看，应该赋予其各方平等的对抗的机会。诉讼权利是实现控方与被控方对抗的前提，而保障诉讼权利的行使则是实现对抗的现实基础。赋予并强化被控方的诉讼权利，使被控方在保障自己人权方面更具有主动性和积极性。更利于实现程序正义，使死刑适用的限制在控方与被控方的动态地对抗中实现。
刑事诉讼根本上是一种权利与权力的对抗和制约。明确了这一点，在司法权力发动的时候只有赋予权利主体相应的权利，与之相对抗才能保证权力的正确行使或限制权力的滥用。只有抓住诉讼的对抗性的特点，明确被控方的权利，才能真正使整个诉讼活动达到制衡的状态，保证程序公正，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实体上的公正。因此，强化被控方应该享有的权利并保障其权利的实现，可以有效对抗权力可能对权利的侵犯和防止死刑权力的滥用。
三、诉讼权利、程序保障与死刑适用
这里的诉讼权利是被追诉人在作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主体在刑事诉讼中所享有的权利。程序保障，按照日本学者谷口安平的解释，在狭义上是指诉讼中充分给予双方当事者对等的攻击防御机会，并形成制度化的程序和在实际的制度运作中严格遵循这样的程序要求。 如上所述，限制死刑权力的扩张，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强化和保障面临死刑的人诉讼权利以制约司法权力的任意发动和滥用，在刑事追诉过程中实现对抗和制衡。而诉讼权利需要程序保障得以实现，反过来诉讼权利及其保障有利于实现程序正义。二者相互促进，从而尽可能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我们认为，在既定的政策和制度下，限制死刑的适用乃至刑事司法改革的焦点应该放在程序保障的问题上；而强化和保障被控方的诉讼权利尤其是程序权利，以对司法权力的发动进行防御和对抗是解决程序保障问题的关键。
“自由的历史很大程度上是遵守程序保障的历史”。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言，“在刑事法治的背景下，程序正义越来越受到关注。死刑适用的公正至少要从程序正义做起。” 实际上，程序中存在的问题是我国死刑适用的矛盾焦点。董伟“枪下留人案”、“刘涌案”都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从程序方面着手是解决死刑适用问题的突破口。“从程序上保障死刑的正确适用，就是国家在彻底废除死刑条件不成熟前，最大限度尊重和保障死刑犯人权的具体体现。” 应确保被判出死刑的人享有最审慎的法律程序及最大可能的保障。而且从程序上进行限制死刑适用具有现实意义，“通过程序控制死刑的影响力是持续的”。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虽然规定了一些有助于控制死刑的程序，然而就实现慎用、少用死刑的目的来说，现有的程序控制方法并不够。我国对于死刑适用的特别程序就是死刑复核程序，但在实践中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而遭到学者的置疑。 因此，限制死刑的适用除了对现行的制度进行改造和变革以外，需要研究增加更为有效的程序控制方法。如有论者指出，“我们需要进一步重视死刑案件中的程序保障问题。刑事诉讼活动，应当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这应是不言而喻的。据此，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在侦查、起诉、审判过程中，理应遵守程序规定。因此，对适用死刑的案件加强程序保障，其意义尤显突出。我们应当考虑在适用死刑的案件中如何真正实现程序价值。”
强化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保障程序正义的实现，对死刑的正确适用具有重要意义。赋予被追诉人防御司法权力的任意发动和滥用的诉讼权利，这就要求司法权力的发动和实施必须在权利规则范围内进行。充分体现“通过程序保障基本人权”和“以合法的程序追究犯罪”的精神。也就是说，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司法权力的发动必须符合法律明确规定的程序要件，从而防止权力任意干涉个人权利的产生，否则就要承担程序违法的后果。比如，对刑讯逼供所获取的“证据”就应该遵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予以排除，对构成犯罪的还要追究司法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在英美法系，将诉讼程序作为犯罪界说的一个维度。法院审理案件过程中对于刑事诉讼程序实定法（或者法庭、普通法规则）的违反，将可以通过上诉使有罪判决归于无效，并且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不得再次提起诉讼。这种程序超然、优先于实体的制度设置，在一定情况下将会引起程序的违法对于实体法的直接的否定意义。这就要求在整个刑事追诉的过程中必须保证被控方在实体和程序上得到公正的待遇，否则对整个刑事案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赋予被追诉人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就司法机关而言，就是负有不得强迫被追诉人自证其罪的义务），采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即执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使用非法行为取得的证据不得在刑事审判中采纳的规则。 那么就可以从根本上消除刑讯逼供的可能性。同样的道理，强化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保证程序正义，这就必然要求司法机关的追诉过程和所提供的证据以及所证明的事实经得起推敲，提高其证明力，为准确适用死刑提供可靠的依据。将在现有的政策下应判出死刑的案件办成“铁案”。
总之，就死刑的适用而言，强化诉讼权利，通过权利对权力的制约，有利于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通过程序保障，对实现慎用、少用死刑应当有积极推动作用。而即使判出死刑，只要刑事司法权力是通过程序上的正当性和规范性所得出的结果，也能够获取被控方的认可和服从，才能够获得尽可能大的权威性和公众的认同。正如美国大法官杰克逊所言，“程序的公平性与稳定性是自由的不可或缺的要素。只要程序适用公平，不偏不倚，严厉的实体法也可以忍受”。
四、对现时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之检讨
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重惩罚轻保障、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有罪推定的诉讼观念仍然存在一些人的思想中。所以，虽然我国刑事法规定了一系列诉讼权利，但这些权利在实践操作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保障，甚至一些权利被漠视。就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而言，也是如此。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存在着或者忽视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或者其权利得不到保障，或者其权利被司法机关侵犯或剥夺等等情况。比如像被判处死刑的人应该享有的赦免、减刑请求权在我国法律中就没有规定。比如像律师辩护难等问题，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权自己行使辩护权或委托辩护人进行辩护，但在实践中，被控方的辩护权却得不到相应的保障。又比如像“三机关联合办案”、“案件协调制度”以及“案件审批制度”、“疑案请示制度”等等不合理现象，这些“制度”直接或间接地剥夺或侵犯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对当事人权利的一种漠视和剥夺。再比如像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虽然在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不得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采取强制措施不得超过法定期限（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但这些权利却遭到了司法权力的侵犯。
在检讨我国现时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之前，首先需要明确是如何界定“面对死刑的人”。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只有在判处确定的犯罪和刑罚之后才可以如此称之；但作为强化和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应该是在整个刑事追诉过程中对被控可能判处死刑的人的权利强化和保障。以下从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包括侦查、提起公诉、审判来检讨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
在侦查阶段，虽然1996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保障被告人权利的无罪推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但这些原则在侦查阶段，特别是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调查的时候，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根据刑事诉讼法第9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而不享有沉默权。这就为侦查机关对不坦白交代的犯罪嫌疑人强迫其交代甚至刑讯逼供留下了隐患；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就侵犯了犯罪嫌疑人所受无罪推定和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的保护的权利。虽然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了“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这不足以防止类似不法行为的发生。而之所以会如此，关键就在于犯罪嫌疑人面对刑讯逼供，缺乏防御权力侵犯的权利保障。而这种权利保障的淡化也使得侦查人员缺乏尊重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意识。实际上，采取刑讯逼供等不法手段所获取的证据并不一定都是真实的，可能误导审判，往往造成冤假错案，牵连无辜。依照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和第33条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起诉之前有权委托辩护人。但是，实践中辩护难的问题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在提起公诉阶段，检察机关在收集证据的时候，存在忽视甚至不收集有利于被告人的证据的情况。
在审判阶段，一些办案人员对案件的认识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违反科学、不合逻辑，甚至出现捕风捉影，先入为主的问题，由此造成误判。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控辩双方始终处于不平等的地位，被控方事实上无法受到公正的对待。其权利规定的不充分，即使规定了的权利往往也得不到保障，受到了很大的牺牲和抑制。在庭审实践中，由于证人普遍不出庭作证，再加上被控方的知情权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被控方根本不可能针对性地提出异议并有效地进行质证，形成了“控方举证不受控方制约”的“信息不对称”的局面。证人不出庭导致被控方的辩护权不能有效实施。而不经过质证的传来证据却在实践中被大量采用。在疑难案件的处理上，采取“案件审批制度”、“疑案请示制度”，实际剥夺了面对死刑的人的上诉、申诉权。另外，被告人的最后陈述权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作用。
在死刑复核程序中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复核权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死刑复核程序中被告人辩护权缺失的问题。死刑判决、裁定的生效需要经过特别的核准程序。这对死刑的慎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我国的死刑复核程序是由法院自动启动而完全是法院的一种内部办案程序，没有辩护方的法律地位，缺少辩护权行使的空间。在刑事诉讼中，控方与辩护方是相对立的双方。“在刑事诉讼中实现程序正义，应保障个人的人格尊严和有关各方的公平参与”。 被判处死刑的人应当有权参与到有关是诉讼程序之中。但死刑复核程序一般采取书面审，不具有诉讼的特征，而是一种封闭的权力活动。这使得被告人在该程序中始终处于一个被动、消极的状态。如果只有控方没有辩方 ，那么象征着公正的“天平”就会倾斜。
五、 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之保障
依法保障当事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是司法文明的重要标志。 “无保障的权利不是权利”。所谓权利保障,是指排除对权利现时和将来妨害的确使权利最终实现的制度化保护。对权利保障一般采用两种方式。其一是权利宣言的形式，其二是为公民权利的实现提供条件。 可见，权利的保障不仅要求法律规定的权利的抽象存在，还必须为这些抽象存在的现实化和具体化创造条件。我国刑事法对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与国际司法准则以及其他国家相比，在权利的宣告和权利的实现两方面都存在一些差距。在这种权利缺失或对权力缺乏制约，没有对抗的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无法得到保障，就更谈不上对死刑的限制，甚至可能导致死刑的滥用。
如何强化和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这是保证正确适用死刑，在实现程序正义的前提下获得实体上的公正必须考虑的问题。在我国则更具有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尤其是在强调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背景下，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显得更加重要。我们认为，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一是强化司法机关和司法人员尊重被追诉人权利的意识，通过规范其行为，加强其责任来保障面对死刑的人的诉讼权利。另一个方面就是强化被追诉人的权利，并为行使权利提供现实条件和制度保证。
就第一个方面而言，首先，司法人员必须要有权利保障的意识，尊重面对死刑的人的生命权和诉讼权利。因为，在刑事追诉过程中，面对死刑的人首先面对且面对最多的就是司法人员，而他们的行为就是直接针对被追诉人。而实际上，我国刑事诉讼过程中，存在漠视被追诉人的权利的意识，如上所述。因此，办案人员要摆脱原先的“有罪推定”、“重惩罚轻保障”的思维观念。为此，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原则，比如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程序法定原则。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是被追诉人享有辩护权的基础之所在。虽然我国刑事法已经体现了这一原则的基本精神，但在具体保障制度的构建方面还有待完善，比如在死刑案件中可以率先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程序法定原则是在刑事法领域实现人权保障的基础。贯彻该原则，可以通过预先明确权利和义务，规范司法人员的行为，将其活动限定法律规定的框架内。这可以避免剥夺或限制法律赋予被追诉人的诉讼权利，从而保障被追诉人更好地行使和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为此，有必要完善关于程序违法的制裁机制。另外，从证据及证据力方面提高对判出死刑的案件的证明标准，要求作出死刑判决时必须在证据上排除一切怀疑。1984年通过的《关于保证面对死刑的人的权利的保护的保障措施》第4款规定：“只有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而且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的余地的证据而对被告定罪的情况下，才能判出死刑。”这就是对判出死刑的犯罪所作出的严格的证据要求。
就第二个方面而言，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被追诉人享有很多方面的权利，根据日本学者田口守一的见解，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主要包括沉默权、辩护权、会见权、开示理由请求权、取消逮捕请求权、保全证据请求权和不服申诉权等七个方面。 这里仅仅触及以下几点。
第一，沉默权。沉默权是被追诉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内容，是刑事诉讼中被控方人权保障最有力的武器，也是防御司法权力的无理侵犯的坚盾。沉默权符合无罪推定原则。而且，赋予被控方在刑事追诉过程中沉默权有其制度背景和理论基础。 为此，还必须完善保障这种权利和保证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妥当侦查的制度。这里，日本学者田口守一教授提出的四个方面的措施值得借鉴：第一，由“第三者机关”对侦查本身进行监督。如可以考虑在讯问时，让辩护人到场。第二，保留详细的调查记录，以便在事后可以认定有无非法侦查，如将讯问情况进行录音、录像等。第三，规定不得将违法侦查所取得的坦白交代作为证据使用。第四，处罚违法取证的侦查人员。
第二，辩护权。刑事诉讼法对被控方的辩护权进行了规定。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辩护权的强化和保障。主要涉及以下几点。
一是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应该成为保障辩护权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相较于审判阶段而言，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更容易受到侵犯；而且，在侦查阶段讯问犯罪嫌疑人而制成的讯问笔录，一旦在审判中提出就很可能按照笔录来认定事实。而实际上也是如此，在审判中法官在认定事实时的参考资料主要就是侦查机关提供的笔录。正因为如此，必须对在侦查阶段的刑事辩护给予足够的重视。可以考虑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地位，将律师全面介入诉讼的时间提前到侦查阶段。
二是保障被控方不仅获得辩护帮助权，而且获得的是有效的辩护。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四条第三款和国务院2003年颁布的《法律援助条例》第十二条的规定，对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供了特殊权利保障的强制辩护制度。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由律师为其进行辩护，有助于切实保障其合法权益，达到慎用、少用死刑的目的。但在实践中，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是否为面临死刑的人提供了有效的辩护则是另外一个问题。为此，在提供法律援助的时候，要求聘请的必须是在该类案件方面有经验的、合格的律师，且为辩护人行使辩护权提供物质和制度上的保证，从而为面对死刑的人提供有质量的辩护。
三是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如规范证据展示制度以避免“证据偷袭”；建立强制证人出庭制度，规范证人出庭的具体措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四条之三（戊）规定，“讯问或业已讯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他有利的证人在与对他不利的证人相同的条件下出庭和受讯问”。因此，应当从制度层面和实践操作方面为证人出庭作证提供可能性和现实性，保障被控方的辩护权得以有效行使。
四是充实辩护事由的内容，尤其是程序辩护。所谓程序性刑事辩护是指，在刑事辩护中以有关部门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程序违法为由，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意见，以及要求未依法进行的诉讼程序应予补充或者重新进行、非法取得的证据应予排除等，从程序方面进行辩护的方法。加强程序辩护是维护被告人的程序权利和保证被告人得到公正的审判的有效途径，也是促进司法公正和透明度的必然要求。不受制约和节制的侦查手段和措施难免会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制造冤假错案。就死刑案件而言，保证程序上的合法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它能确保案件的质量，保证死刑的正确适用。
第三，程序参与权。在死刑复核程序中，虽然也有听取被判出死刑的人的意见的规定，但被告人的程序参与权难以得到有效保障。为此，应该保证被判处死刑的人参与到复核程序，充分保障律师介入程序的权利。这是程序参与原则的要求，也是维持诉讼平衡、实现诉讼公正的需要。法律必须规定，与案件利害攸关的各方，拥有平等的主体地位和充分陈述意见的机会。所以有人提出，对死刑案件实行“三审终审制”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四，赦免、减刑请求权。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4款规定：“任何被判处死刑的人应有全要求赦免或减刑。对一切判处死刑是案件均得给予大赦、特赦或减刑。”赦免、减刑请求权是联合国的最低人权标准。但是，在我国法律没有规定被判处死刑的人有权请求赦免或减刑。因此，有学者提出增设死刑减刑与赦免制度以及与此相应的程序规定。 为此，可以增设死刑执行期间的限制，为行使该权利及其他上诉、申诉权提供时间上的保证。
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修正）
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修正）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1988年12月22日上海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根据1994年12月9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的决定》修正）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
第三章 经营者的义务
第四章 消费者组织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六章 争议的解决和处理时效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对经营者的社会监督，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其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
本条例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为消费者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单位和个人。经营者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
第三条 本条例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以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为主会同有关部门具体贯彻执行。
各级工商和物价、卫生、技术监督、商检等行政管理部门和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加强对经营者的管理和监督，严肃查处损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
第四条 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
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揭露、批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干涉、压制有关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真实报道。
第二章 消费者的权利
第五条 消费者享有以下权利：
（一）了解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等真实情况；
（二）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拒绝经营者强制交易、搭售和强制提供服务；
（三）获得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安全、卫生、计量等保障；
（四）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在受到损害时，依法获得赔偿；
（五）所购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时，要求按照规定、惯例或者约定予以修理、更换或者退货；
（六）对不正当的经营行为和不文明的经营作风，以及对国家工作人员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中的违法行为，向有关部门申诉、举报和控告；
（七）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
第六条 消费者依法自我保护的行为应当受到尊重。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有关资料、购货凭证、服务单据和必要的技术指导、售后服务。
第三章 经营者的义务
第七条 经营者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
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经营者与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经营者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文明服务的原则从事经营活动，遵守职业道德，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第八条 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生产、销售的商品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附具检验合格证、有中文标明的生产者名称、地址和使用说明，以及商品的生产日期、主要成份。限期使用的商品应当标明有效期限或者安全使用期限等内容。对达不到规定的标准等级，但仍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出售时必须在商品或者商品包
装的醒目位置标明，并在购货凭证上予以注明。提供服务除与消费者有约定的外，应当有明确的符合规定的服务质量标准；
（二）不得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商品或者明令淘汰、过期失效、腐败变质、受污染不能使（食）用以及其他可能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商品；
（三）不得销售未按照国家规定检验的进口商品；
（四）不得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的商品，不得以内销商品冒充进口商品；
（五）不得生产、销售淫秽和其他违禁的商品；
（六）不得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
（七）不得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或者其他欺骗性宣传；
（八）出售商品不得短尺少秤；
（九）必须按照国家价格管理规定制订、调整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必须明码标价、醒目公布，不得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因清仓、换季、搬迁等原因对商品削价处理的，价格表示应当真实；
（十）出售商品不得搭售，提供可选择性服务必须事先征得消费者同意；
（十一）按照国家、行业规定、商业惯例或者与消费者的约定承担包修、包换、包退或者其他责任的，必须按规定或者约定履行，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十二）以预收货款、邮购、代办等方式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应当保质、保量，按期履约；
（十三）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品惯例向消费者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
（十四）销售关系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对使用、维护有特殊要求的商品，应当提供中文警示说明和必须的警示标志；提供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服务，必须事先真实申明，采取严格的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并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
（十五）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十六）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和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
（十七）不得拒绝、阻挠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以及消费者协会对消费者投诉的调查。
第九条 商品质量不合格使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销售者应当先行赔偿，不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由销售者向责任方追偿。
服务质量标准不符合规定或者约定，使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服务者应当先行赔偿，不属于服务者责任的由服务者向责任方追偿。
第十条 经营场地或者设施的使用者、营业执照的借用者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场地、设施的提供者以及营业执照的出借者应当负连带民事责任，不得拒绝消费者的赔偿要求。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分立或者合并，变更后承受其权利、义务的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十一条 经营者应当建立文明服务、售后服务以及接受消费者监督等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
经营者与消费者发生纠纷、争议时，前款所列规章制度、服务公约等有关对消费者的承诺，均应当作为调解、仲裁以及司法审判的依据。
第四章 消费者组织
第十二条 市、区、县消费者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指导消费的社会团体。
消费者协会履行下列职能：
（一）宣传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
（二）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调解、提请法定鉴定机构鉴定，或者提出意见转有关部门和单位处理，必要时可以公布投诉情况和处理结果；
（三）参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质量、价格、安全、卫生、计量进行监督检查和测定；
（四）对涉及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问题，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必要时可以进行查询，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答复；
（五）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
（六）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依法提起诉讼。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指导和支持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保障其职能的正常履行和必要的经费需要。
第十三条 职工物价监督组织等社会团体和社会公众可以开展旨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四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条例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第十五条 按照规定、惯例或者约定属于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消费者经两次以上交涉，经营者仍无理由拒绝的，应当承担消费者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商品修理时间超过三十天，经营者应当以商品价款的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给消费者赔偿因延误使用该商品遭受的损失，同时
保修期限应当按修理期相应顺延；在保修期内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应当负责更换或者退货；确因商品质量问题，退货时应当向消费者退回该商品的原购货价款。
前款所称“无理拒绝”，是指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合理要求，无正当理由而故意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经营者的从业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对消费者交涉的表示，视为经营者行为。
对包修、包换、包退消费者不能随身携带的大件商品，经营者应当承担必须支付的运输费等合理费用。
第十六条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捏造、歪曲、掩盖事实等欺诈行为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加倍赔偿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商品价款或者服务收费的一倍。
第十七条 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八条各项规定，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十四）项规定，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或者服务，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四）项规定，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违反第（三）项规定，责令改正，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警告，并可以处有关商品总值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第（五）、（十六）、（十七）项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违反第（六）项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违反第（七）项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并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违反第（八）、（九）、（十三）项规定，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八）违反第（十）、（十一）、（十二）、（十五）项规定，责令改正，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前款第（四）项处罚由公安机关决定。其他各项处罚由工商、物价、卫生、技术监督、商检、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分别或者会同相关部门决定，并可以根据情节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本条没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十八条 经营者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营者在规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十九条 各级工商、物价、卫生、技术监督、商检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包庇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争议的解决和处理时效
第二十条 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
（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三）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申诉；
（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一条 经营者和消费者对商品质量问题有争议的，可以通过约定送法定的质量检验机构鉴定。鉴定费用由经营者先行垫付，并根据鉴定结果，确定由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承担，或者由双方共同承担。
第二十二条 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提出交涉，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二年内提出；有规定或者约定期限的，应当在规定或者约定期限内提出。
第二十三条 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接到消费者投诉，应当受理并书面通知有关经营者。
经营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在二十日内做出答复；逾期不答复或者答复时无理拒绝承担应负责任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查处。
第七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副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的原则亦适用于因产品质量不合格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第三者。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条例自1989年4月1日起实施。
附：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的决定
（1994年12月9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
决定
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修正案＞（草案）》，决定对《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章目的修改
1、第二章修改为：消费者的权利
2、第三章修改为：经营者的义务
3、第四章修改为：消费者组织
4、第五章修改为：法律责任
5、第六章修改为：争议的解决和处理时效
二、有关条款结构的修改
1、删除第三条、第四条第二款、第十一条、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三）、（四）项、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2、增加六条。分别作为第十条、第十四条、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四条。
3、第十二条改为第三条第二款。
4、第十三条改为第四条第二款。
其余各条款的序数按原先后顺序重新排列。
三、有关条款内容的修改
1、第一条修改为：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加强对经营者的社会监督，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的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2、第二条修改为：本条例所称的消费者，是指为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的单位和个人，其权益受国家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保护。
本条例所称的经营者，是指为消费者生产、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单位和个人。经营者应当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
3、增加一条，作为第四条第一款：鼓励、支持一切组织和个人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进行社会监督。
第十三条作为该条第二款。
4、第五条第（二）、（四）、（五）项修改为：
（二）自主选择商品和服务，拒绝经营者强制交易、搭售和强制提供服务；
（四）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害，在受到损害时，依法获得赔偿；
（五）所购商品存在质量问题时，要求按照规定、惯例或者约定予以修理、更换或者退货；
5、第五条增加第（六）、（七）项：
（六）对不正当的经营行为和不文明的经营作风，以及对国家工作人员在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中的违法行为，向有关部门申诉、举报和控告；
（七）人格尊严、民族风俗习惯得到尊重；
6、第六条修改为：消费者依法自我保护的行为应当受到尊重。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时，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有关资料、购货凭证、服务单据和必要的技术指导、售后服务。
7、第七条修改为：经营者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义务。
在不违背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经营者与消费者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经营者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文明服务的原则从事经营活动，遵守职业道德，不得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8、第八条第（一）、（二）、（三）、（四）、（六）、（九）、（十一）项修改为：
（一）生产、销售的商品应当按照国家规定附具检验合格证、有中文标明的生产者名称、地址和使用说明，以及商品的生产日期、主要成份。限期使用的商品应当标明有效期限或者安全使用期限等内容。对达不到规定的标准等级，但仍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出售时必须在商品或者商品包
装的醒目位置标明，并在购货凭证上予以注明。提供服务除与消费者有约定的外，应当有明确的符合规定的服务质量标准；
（二）不得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商品或者明令淘汰、过期失效、腐改变质、受污染不能使（食）用以及其他可能危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商品；
（三）不得销售未按照国家规定检验的进口商品；
（四）不得生产、销售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以不合格商品冒充合格的商品，不得以内销商品冒充进口商品；
（六）不得生产、销售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
（九）必须按照国家价格管理规定制订、调整商品价格和收费标准，出售商品和提供服务必须明码标价、醒目公布，不得哄抬物价、牟取暴利。因清仓、换季、搬迁等原因对商品削价处理的，价格表示应当真实；
（十一）按照国家、行业规定、商业惯例或者与消费者的约定承担包修、包换、包退或者其他责任的，必须按规定或者约定履行，不得故意拖延或者无理拒绝；
9、第八条增加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项：
（十三）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或者商业惯例向消费者出具购货凭证或者服务单据；
（十四）销售关系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或者对使用、维护有特殊要求的商品，应当提供中文警示说明和必须的警示标志；提供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服务，必须事先真实申明，采取严格的防止危害发生的措施，并按照规定的标准和程序进行；
（十五）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声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对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规定，或者减轻、免除因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十六）不得侵犯消费者的人身自由和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和民族风俗；
（十七）不得拒绝、阻挠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对商品和服务的监督检查以及消费者协会对消费者投诉的调查。
10、第九条修改为：商品质量不合格使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销售者应当先行赔偿，不属于销售者责任的由销售者向责任方追偿。
服务质量标准不符合规定或者约定，使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服务者应当先行赔偿，不属于服务者责任的由服务者向责任方追偿。
11、增加一条，作为第十条：经营场地或者设施的使用者、营业执照的借用者损害消费者权益的，场地、设施的提供者以及营业执照的出借者应当负连带民事责任，不得拒绝消费者的赔偿要求。
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企业分立或者合并，变更后承受其权利、义务的企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12、第十条改为第十一条第一款，并修改为：经营者应当建立文明服务、售后服务以及接受消费者监督等规章制度，并严格执行。
13、第十一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经营者与消费者发生纠纷、争议时，前款所列规章制度、服务公约等有关对消费者的承诺，均应当作为调解、仲裁以及司法审判的依据。
14、第十四条改为第十二条，第一款修改为：市、区、县消费者协会，是依法成立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社会监督、指导消费的社会团体。
第二款第（一）项改为第（二）项，并修改为：受理消费者的投诉，对投诉事项进行调查、调解，提请法定鉴定机构鉴定，或者提出意见转有关部门和单位处理，必要时可以公布投诉情况和处理结果。
第二款第（二）项改为第（三）项，“协同”修改为“参与”，并删去“必要时可公布结果”。
第二款第（五）项改为第（四）项，其中“提出”修改为“进行”。
第二款第（六）项修改为：
支持受损害的消费者依法提起诉讼。
第二款增加两项，作为第（一）、（五）项：
（一）宣传保护消费者权益的法律、法规，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和咨询服务；
（五）对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予以揭露、批评。
该条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指导和支持消费者协会的工作，保障其职能的正常履行和必要的经费需要。
15、第十五条改为第十三条，并修改为：职工物价监督组织等社会团体和社会公众可以开展旨在维护消费者权益的各种形式的社会监督。
16、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四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条例的规定，承担民事责任。
17、增加一条，作为第十五条：按照规定、惯例或者约定属于包修、包换、包退的商品，消费者经两次以上交涉，经营者仍无理拒绝的，应当承担消费者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商品修理时间超过三十天，经营者应当以商品价款的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给消费者赔偿因延误使用该商
品遭受的损失，同时保修期限应当按修理期相应顺延；在保修期内经两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的，经营者应当负责更换或者退货；确因商品质量问题，退货时应当向消费者退回该商品的原购货价款。
前款所称“无理拒绝”，是指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合理要求，无正当理由而故意拒绝履行义务的行为。经营者的从业人员在履行职务时，对消费者交涉的表示，视为经营者行为。
对包修、包换、包退消费者不能随身携带的大件商品，经营者应当承担必须支付的运输费等合理费用。
18、增加一条，作为第十六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捏造、歪曲、掩盖事实等欺诈行为对消费者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加倍赔偿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商品价款或者服务收费的一倍。
19、第十九条改为第十七条，并修改为：经营者违反本条例第八条各项规定，依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第（一）、（十四）项规定，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或者服务，并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第（二）、（四）项规定，责令停止生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商品和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违反第（三）项规定，责令改正，根据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警告，并可以处有关商品总值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第（五）、（十六）、（十七）项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等法律、法规，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五）违反第（六）项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六）违反第（七）项规定，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并处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七）违反第（八）、（九）、（十三）项规定，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根据情节并处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八）违反第（十）、（十一）、（十二）、（十五）项规定，责令改正，可以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前款第（四）项处罚由公安机关决定。其他各项处罚由工商、物价、卫生、技术监督、商检、税务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的职责分别或者会同相关部门决定，并可以根据情节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本条没有规定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20、第二十四条改为第十八条，并修改为：经营者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经营者在规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21、第二十条改为第十九条，并修改为：各级工商、物价、卫生、技术监督、商检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包庇经营者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视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2、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条，并修改为：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
（一）与经营者协商和解；
（二）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
（三）向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申诉；
（四）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
（五）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23、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一条：经营者和消费者对商品质量问题有争议的，可以通过约定送法定的质量检验机构鉴定。鉴定费用由经营者先行垫付，并根据鉴定结果，确定由经营者或者消费者承担，或者由双方共同承担。
24、第二十二条修改为：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提出交涉，应当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益受到损害之日起二年内提出；有规定或者约定期限的，应当在规定或者约定期限内提出。
25、第二十三条修改为：行政管理部门或者消费者协会接到消费者投诉，应当受理并书面通知有关经营者。
经营者接到通知后，应当在二十日内做出答复；逾期不答复或者答复时无理拒绝承担应负责任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查处。
26、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四条：农民购买、使用直接用于农副业生产的生产资料，参照本条例执行。
四、个别文字的修改
1、原第十二条中“以及”改为“和”，删除“和企业主管部门”、“应”。
2、原第十三条中“新闻舆论机构”改为“大众传播媒介应当做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宣传”。
3、第五条第（一）项“价格等情况”，修改为“价格等真实情况”。
4、第八条“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必须遵守以下规定”，修改为“经营者应当履行下列义务”。第（七）项中“制作虚假广告或”修改为：“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或者”。第（八）项删除“销售……试机”。第（十）项中“搭配”、“须”分别修改为“搭售”、“必须”，删除
“服务者”、“项目”。第（十二）项“邮购方式”修改为“邮购、代办等方式”，“必须”修改为“应当”。
5、原第十四条第二款中“消费者协会实行社会监督中有以下权利”，修改为“消费者协会履行下列职能”。
6、第二十五条中“财产”和“人身”位置对换，删除“使用者和”。
7、第二十六条删除“中的”两字。
8、条例中原“生产者、销售者、服务者”均改为“经营者”，“商品检验”均改为“商检”。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88年12月22日上海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上海市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条例》根据本决定修正，重新颁布。
1994年12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