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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沉默权的行使

李俊杰


　　在我国，沉默权对证据制度的影响由于其在价值取向上的尖锐矛盾而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至今仍然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问题。笔者认为，沉默权的核心是国家司法机关不得通过任何手段控制或影响个人（主要是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意志，使其作出对本身不利的表述。
　　有学者认为，“我国虽未明文规定实行沉默权制度但是通过参加国际公约，以及立法和司法解释等方法已部分地接受了沉默权，并在事实上确立了部分沉默权制度”。笔者认为，尽管我国现行法律中没有“沉默权”的字眼，但若以沉默权的核心内涵来衡量，我国无疑已经承认了公民的沉默权。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均作了进一步的司法解释。1997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善于人民检察院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则（试行）》第二百三十三条第一款规定：“以刑讯逼供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上述证据而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鉴定人合法权益或者可能影响证据客观真实的，该证据也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该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以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物证、书证经审查核实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可以作为指控犯罪的依据但非法收集证据的手段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及其他有关公民合法权益的除外。”1998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9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
　　从以上法律和司法解释来看，我国主要通过对司法机关设立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和从证据效力的角度来诠释沉默权，这种做法在其他国家同样存在。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规定：“禁止对被告人施加压力，不能用非法折磨、疲劳战术妨碍身体禁止对被告人服用精神麻醉药物、拷问、欺诈或催眠方法予以侵犯禁止使用损害被告人记忆力、理解力的方法违反者，供认不得采用为证据。”不同的是，其他国家通常都会从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的角度设立授权性规范，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还规定：“被指控人有就指控进行陈述或者对案件不予陈述的权利。”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的矛盾也正是在这一差异之处表现了出来，该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这样反而设立了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实回答”的义务性规范。所有认为我国尚未设立沉默权制度的观点也正是以此为最有力的依据。对此，笔者不主张简单地采取文义解释的方法而应当将该条款放在整个法律体系的背景中进行阐释。将相关的法律及司法解释联系起来，可以看到我国立法的意图在于要求犯罪嫌疑人履行如实回答的义务，但禁止司法机关采用“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强迫犯罪嫌疑人履行该义务，否则所得供述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定“非法的方法”。笔者认为，“非法的方法”应当严格按照其文义，解释为所有侵犯法律赋予公民的任何一项权利的行为。至此，我们发现，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的“如实回答”的义务，实际上是一项缺乏实施手段的规定，只体现了我国在立法、司法中的一种主观倾向归根结底，是否履行“如实回答”的义务，还在于犯罪嫌疑人的自愿与否。
　　更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近年来签署的《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禁止酷刑公约》等国际公约均对沉默权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规定，而我国对这些规定并没有声明予以保留。按照“条约必须遵守”的原则，对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和第九十三条也应当解释为沉默权已经确立。
　　沉默权制度是指围绕如何保障沉默权的实现而产生的一系列具体程序规定，沉默权在法律体系中的确立并不等同于沉默权制度的完善。沉默权制度涉及侦查、检察、审判三个阶段的若干具体问题，笔者仅对审判阶段中涉及沉默权的两个程序性问题进行探讨。
　　（一）关于排除非法口供程序的启动
　　被告人或辩护人是否有权在诉讼的各个阶段提出排除非法口供的请求？有的国家规定可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和审级中提出。但从刑事诉讼效益的角度来看，似乎应当对当事人排除非法口供的请求在时间上二等一定的限制。
　　根据美国的“毒树之果”理论，排除非法口供并非一个独立的诉讼事件，其它和口供有联系的证据材料的合法性也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非法口供被排除的影响。我国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以非法口供为线索而得到的其他证据的效力但在有些情况下非法口供的排除会在逻辑上影响其他证据的效力。例如，根据非法口供找到的被害人尸体，如果口供本身不得作为证据使用则找到尸体这个事实与被告人罪名成立之间的逻辑联系即被切断，从而失去了证据应具有的关联性。假设允许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二审程序中才提出排除非法口供的请求，一旦该请求成立，支持一审判决的证据基础将会出现很大程度的改变，一审工作的有效性也必将大打折扣。
　　就我国而言，公正和效率被确定为司法的两个价值标准考虑是否应当对当事人排除非法证据的请求进行时间上的限制，也应当在这两种价值之间取得合理的平稳笔者认为，理想的做法是在一审的庭前证据交换阶段解决是否要求排除非法口供的问题。但鉴于现行法律没有规定刑事诉讼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故应当允许当事人在第一次开庭的法庭辩论终结前决定是否提出排除非法口供的请求。
　　与当下人要求排除非法口供的时间限制密切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法官是否应当告知被告人享有要求排除非法口供的诉讼权利。由于我国并没有类似“米兰达警告”的规定，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和提起公诉阶段不会被告知其所享有的沉默权。但在诉讼阶段，如果为提高诉讼效益而在时间上对被告人要求排除非法口供进行限制，从权利义务对等的角度考虑被告人就有权利知道其所享有的沉默权及行使该权利的时间限制。鉴于目前中国民众较低的法制意识，这种权利告知就显得更为必要。对此，应当以强行性规范的方式规定在公诉人提出的证据材料包含口供的情况下，审判人员应当在庭审的开始阶段即告知被告人其有权要求排除非法获得的口供提出该请求的时间限制，以及即使该排除请求不被法庭接受，亦不会因此导致被告人刑罚的加重等诉讼权利。对于违反该规定而作出的一审判决，被告人在二审程序中又提出排除非法口供要求的，二审法院应当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重审。
　　除了当事人可以启动排除非法口供的程序外，法官可否依职权主动启动该程序呢？如果可以，对法官行使这项职权是否应当设置时间上的限制呢？对于前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法律禁止侦查、检察机关利用非法手段取得口供其立法本意在于保障社会公众基本的人身权利和人格尊严。因此，要求排除非法口供并不是当事人可以自行决定放弃的一项诉讼权利，而是由现代文明所决定的社会公共利益在刑事诉讼中的具体体现。据此，审判人员理应拥有依职权要求公诉人证明口供合法性的自由裁量权。在时间限制方面考虑到由法官主动启动排除程序只发生在被告人放弃启动程序的权利，而法官又确信口供非法获得的极其特殊的情况下，并且法官对于启动该程序的后果及其对诉讼效益的影响具有深刻的认识等因素，笔者认为，应当赋予法官在诉讼的各个阶段主动启动排除程序的权利，并且这一权力是绝对的，公诉人不得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提出纠正意见。
　　（二）关于排除非法口供程序的进行
　　关于排除非法口供程序应当如何进行，主要是要确定“在口供的合法性没有明确之前，诉讼能否继续进行”的问题笔者认为，对此应当重点考虑裁决的时间对公诉人以及被告人在诉讼策略上的影响。如前所述，在口供的合法性问题没有明确之前，无论是公诉人还是被告人，均无法确定与口供具有内在联系的其他证据材料的证据效力。各方的诉讼策略也因此被迫建立在口供合法或口供非法的假设上。这将为其后进行的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带来不必要的混乱。如果法庭在最后判决时才说明口供的合法性问题，对法庭的判断预测错误的一方会发现其诉讼权利受到了间接而又实质性的损害，并可能因此对审判的公正性产生质疑。笔者认为，在被告人提出排除非法口供的请求后，正常的审判程序应当暂停，诉讼转入审查证据合法性的特别程序，直至对口供的合法性作出明确裁决后，才继续进行原有的程序。
水利部


水利部关于加强城市水利工作的若干意见
水资源[2006]510号


　　城市水利是水利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基础支撑和重要保障。为加强城市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依据《水法》、《防洪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现就进一步加强城市水利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城市水利工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 加强城市水利工作是城市化发展的新要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市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提高到2005年的43%。城市取水与排污相对集中，对防洪安全、供水保证率和水环境质量要求高，缺水和水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大，需要根据城市水问题的特点，结合具体城市的实际，切实加强城市水利工作，因地制宜地解决好城市水利问题。
　　（二） 城市化快速发展中显现的各种城市水利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城市水利工作。城市缺水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目前661个建制市中缺水城市占2/3以上，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城市水污染问题日益突出。2005年全国污废水排放总量达717亿吨，其中2/3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体，造成90%的城市地表水域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城市防洪形势仍然严峻。在639个有防洪任务的城市中，达到国家防洪标准的只有236个，还有63%的城市没有达标。长期以来，由于对城市发展中的城市水问题认识滞后和重视不够，涉水规划与水利建设滞后于城市发展，综合功能提升滞后于规模发展，环境改善滞后于经济增长，出现了很多城市水利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城市水利工作。
　　（三） 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是健全和完善城市水利基础设施的关键阶段。当前，我国正处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也是完善城市水利基础设施的关键阶段，迫切需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统筹建设各种城市水利基础设施，着力解决城市水问题，更好地发挥城市水利基础设施对城市发展的基础作用和带动效应。
　　（四） 流域与区域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和城市水利工作实践为加强城市水利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以大江大河综合治理和水资源配置工程为重点的流域与区域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为城市发展提供了重要的防洪保安和水源供给条件。近年来上海、北京、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等地在城市水利工作中的探索与实践，为城市水利工作提供了成功经验。
　　二、用科学发展观统领城市水利工作
　　（一） 城市水利工作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以体制机制创新为动力，按照以人为本、人水和谐和城乡统筹的理念，坚持防治水污染与防治洪涝灾害并重，水资源开源与节流并重，水系整治与水生态系统保护并重，水环境改善与水文化水景观建设并重，工程措施与非工程措施并重，水利工程建设与管理并重，节流优先、治污为本、统筹城乡、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建设与城市发展相适应的现代城市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城市水利管理体系与城市水利服务体系，提高水利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能力。
　　（二） 城市水利工作要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要在流域与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的指导下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满足城市发展对城市水利基础设施的要求。要使城市发展布局、功能定位、发展规模与防洪保安、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缺水城市要适度控制城市规模，禁止发展高耗水产业和建设高耗水景观。地下水超采城市要严格控制地下水开采，防止地面沉降。在城市规划与新城区建设中，要严格执行城市河道控制线和地面标高控制线，防止侵占水域、破坏水系，防止以牺牲水环境和水面积为代价换取城市发展的短期利益。
　　（三） 城市水利工作要坚持统筹协调。按照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要求，城市防洪、城市供水、城市水环境与水生态建设统筹兼顾，综合治理；城市涉水专业规划要与城市总体规划相协调，城市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要与水功能区管理相协调；城市水利管理要与市政管理相协调；城市水文化要与城市历史文化底蕴相协调；城市水利设施要与流域和区域水利设施有机结合；城市水利工程要与城市总体风貌相协调。
　　（四） 城市水利工作要突出以人为本。城市水利在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注重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水环境、水文化、水景观等多种功能的建设，把确保城市水面积率、湿地面积率、透水面积率作为城市规划的重要控制指标，主动适应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需求和建设宜居城市和生态城市的需要。
　　（五） 城市水利工作要坚持创新。通过体制创新，逐步建立权威、高效、协调的水资源统一管理体制；通过机制创新，探索建立多元化、多渠道、多层次的城市水利投融资体系，建立城市水利建设、管理与维护的良性运行模式；通过科技创新，提高城市水利的科技水平，实现城市水利的信息化与现代化。
　　（六） 城市水利工作的总体目标是：保障城市防洪安全、供水安全、水生态与水环境安全，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努力实现人水和谐。到2010年，城市防洪标准进一步提高；在流域和区域的统一配置和调度前提下，通过供水工程建设与节水措施，基本满足城市发展的用水需求；加快城市污水处理设施建设，使城市水体质量明显好转，通过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水环境得以改善。到2020年，全国大中型城市基本达到国家规定的防洪标准，水资源供给能力与城市发展相适应，水功能区水质全面达标，水生态状况和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实现人水和谐，环境优美。
　　三、编制城市涉水专业规划
　　（一） 城市涉水专业规划包括城市防洪规划、城市供水水源规划、城市水系整治规划、城市排水规划、城市水景观规划、城市节约用水规划、城市水资源保护规划等。
　　（二） 城市涉水专业规划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对城市防洪安全、供水安全、水生态与水环境安全的要求，在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防洪规划的指导下编制，并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总体规划和环境保护规划相衔接。要统筹安排城市水资源开发利用、治理控制和节约保护，整治和建设城市水系；科学确定城市水利工程布局及规模；划定水功能区、水利工程规划保留区；提出各类水利工程设计标准等方面的内容。要充分利用流域、区域水利工程体系，提高城市水利的保障能力，使城市水利更好地为城市发展服务。
　　（三） 城市防洪规划要按照《防洪法》的要求，由城市人民政府组织水行政主管部门、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依据流域防洪规划、上一级人民政府区域防洪规划编制，按照国务院规定的审批程序批准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四） 对城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重大建设项目的布局，应进行科学论证，确保与水资源和水环境条件以及防洪要求相适应。在水资源不足的地区，应对城市规模和建设耗水量大的工业和服务业项目加以限制。
　　（五） 切实加强规划管理。健全科学化、民主化的规划编制程序，相关专业规划要按照规定的程序审批。规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经批准的城市涉水专业规划是城市涉水工程建设的依据。城市范围内各类建设项目必须符合河道、湖泊的规划控制治导线，符合防洪规划确定的地面控制高程，不得随意侵占水域、阻断水系。城市新建小区防洪除涝标准应经当地水行政主管部门审定。
　　四、加快城市水利工程建设
　　（一） 城市水利工程作为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必须适度超前建设。当前，城市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发展，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快城市水利建设步伐，以城市水利的率先发展更好地支撑和保障城市的健康发展。
　　（二） 保障城市供水安全。在制定流域和区域水资源综合规划时，优先考虑和安排城市生活用水，协调好生活、生产经营和生态环境用水。城市供水要协调用水需求，适度超前建设，实现多库串联，水系联网，地表水与地下水联调，优化配置水资源，优先满足城镇饮用水源地的取水。要加强水源地保护，建立和完善水量、水质监测体系，在有条件的地方推行分质供水，建设战略储备水源和应急备用水源，鼓励开发利用非传统水源，切实保障居民生活饮水安全。
　　（三） 加快城市防洪除涝工程建设。在继续实施既定流域、区域性防洪工程建设的同时，根据国家制定的城市防洪标准和城市防洪规划，加快建设城市防洪除涝工程。
　　（四） 整治和完善城市水系。要把城市水系纳入流域、区域水系中统筹规划，在保证河道功能的前提下进行综合治理，实现城市河湖与流域、区域河湖沟通，增强引排能力，建成“挡得住、排得出、引得进、调得活”的城市水系网络。城区河道要体现城市特点、城市历史、城市文化和以人为本、改善人居环境。强化河湖岸线和堤防（包括海堤）的综合治理，推广堤路结合，堤林结合以及生态型自然护坡和工程性护坡相结合。
　　（五） 加强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要结合城市水系整治，实施雨污分流，清淤保洁，岸线整治，景观营造，环境美化，真正做到河畅、水清、岸绿、景美。逐步建立城市的水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大力发展循环用水系统和中水回用系统。
　　五、加强城市水利管理
　　（一） 围绕节水型社会建设做好城市水资源管理工作。加强城市规划区取水许可、水资源费征收使用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工作。严格控制并逐步减少地下水开采量，地下水严重超采的城市，严禁新建任何取用地下水的供水设施。在城市公共供水管网覆盖范围内，原则上不再批准新建自备水源。严格执行水功能区纳污总量控制制度，突出饮用水源地和重要引水调水河道的保护。以节水型企业、节水型服务业、节水型社区为载体，切实加强城市节水工作。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低于40%的城市，不得新增工业用水量，并限制新建供水工程项目。深化水价改革，形成合理的水价机制，建立科学的水价体系，全面推进节水型社会建设。
　　（二）建立和完善城市水利工程长效管理机制。城市水利工程的调度运行要按照水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方案执行。公益性工程由水行政主管部门管理；经营性水利工程按市场机制运行，接受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管理；准公益性工程，要分类指导，区别对待。各类城市水利设施都要落实管理人员、职责、目标和经费。工程维修养护要按照“管养分离”的原则，实行专业化管理、社会化养护。
　　（三） 建设城市水利预警与应急机制。加强城市综合防灾减灾和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增强应对城市水旱灾害、水体污染等突发性事件的防范与处置能力，要分别针对江河洪水、山地洪水、台风暴雨、风暴海啸、泥石流、干旱缺水、突发性水污染等灾害，建立预警预报与报告、应急响应制度，制定应对措施，建立应急预案，形成完整的应急机制，保障城市安全。
　　六、建立和完善城市水利保障机制
　　（一）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城市水利是水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加强组织领导，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建立健全目标考核制度；研究解决城市水规划、实施方案、资金筹措、价格政策等重大问题。要加强规划实施情况的跟踪分析和监督检查。要加强制度协调、规划协调和政策协调，协调相关部门，共同推进城市水利发展。要鼓励和支持城市水利体制、机制和科技创新，促进城市水利健康发展。
　　（二） 拓宽城市水利投入渠道。城市水利工程是城市重要的基础设施，城市建设维护费、土地出让金、防洪保安基金、水利建设基金等资金中应安排一定比例用于城市水利建设。在加大公共财政对城市水利建设项目投资的同时，要充分运用市场机制拓宽城市水利投资渠道，逐步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筹资、市场运作、企业开发的城市水利运行机制，完善政府、企业、社会多元化水利投融资机制。在统一规划下，按照“谁投资、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积极鼓励社会投资进入城市水利工程建设领域，促进城市水利建设。
　　（三） 采取多种形式加大城市水利投入。对城市水利建设项目的投资，应根据资金来源、项目的性质和调控的需要，分别采用直接投入、资本金注入、投资补助、转贷和贷款贴息等不同形式。
　　（四） 建立城市水利的扶持激励机制。各地要加大对城市水利扶持力度，调动加快城市水利建设的积极性，支持与城市水利关系密切的区域水利治理项目及大中城市的重点防洪排涝和水环境整治骨干工程。各地要对城市水利工作成效突出的地区，通过奖励性补助或其他激励机制，鼓励和支持城市水利工作的开展。
　　（五） 建立健全城市水利法规体系。根据《水法》、《防洪法》、《城市规划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有计划地修订、完善城市防洪、城市饮用水源地保护、城市水生态系统保护等方面的法律和地方性法规，研究制订相关的政策、制度，加快建立起符合我国国情的、科学的城市水利法规和制度体系，为加强城市水利建设和管理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同时，要加大城市水利执法力度，坚决打击非法设障、非法侵占城市水域、破坏城市水利工程、污染城市水环境等违法行为。
　　（六） 切实加强城市水利队伍和能力建设。城市水利是一项全新的工作，要采取引进、培训相结合的措施，尽快造就一支思想好、作风正、懂业务、善管理、会经营的城市水利队伍，满足城市水利发展的需要。同时，要加强城市水利基础理论和技术标准与规范的研究，注重城市水利基础资料的积累，不断提高城市水利现代化水平。


二00六年十一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