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权的困境：明代史个案研究
王 钧
取财于地，取法于天。
——《礼记·郊特牲》
先贤有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本文选取明史作为个案，意在以断代史研究的方式对传统专制制度下的土地法制作一个全程式考察。明王朝兴于开国之初的地权均平，灭于积重难返的地权困境，笔者尝试以尽量俭省的笔墨从法律制度的视角描述这个由治而乱的过程，分析法律制度所导致的足以颠覆一个王朝的巨大危险。本文的命题是，明代地权困境的实质是整个专制主义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困境，回避这一要害问题，无论是土地的定期性调配还是财政赋税层面的改革都不过扬汤止沸而已，专制主义不除，地权困境就永远是一柄按在中华民族咽喉上的利剑。
一、地权基本格局
《明史·食货志》曰：“明土田之制，凡二等：曰官田，曰民田。初，官田皆宋、元时入官田地。厥后有还官田 ，没官田 ，断入官田 ，学田 ，皇庄 ，牧马草场 ，城?架俎５ ，牲地 ，园陵坟地，公占隙地，诸王、公主、勋戚、大臣、内监、寺观赐乞庄田 ，百官职田 ，边臣养廉田 ，军、民、商屯田 ，通谓之官田，其余谓民田。”
官田和民田不完全等同于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官田，从产生依据看，包括皇帝的个别赐予、依法令设立（如屯田）、依官职取得为官服务的（如百官职田、边臣养廉田）、为公益目的（如学田）；但是，从权属看，则包括国有土地（如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屯田等）、皇室所有土地（如皇庄）、官僚贵族所有土地（如赐乞庄田）。这一点倒是表明了古代中国“官”与“公”之间的一种无法区分的暧昧关系。民田，指官田以外的可买卖的土地。经过元末战争，大批土地荒芜，战乱又导致大量流民，明王朝为恢复社会经济秩序，保证国家财政收入，采取了鼓励垦荒，扶植自耕农的政策， 因而地权趋于分散，自耕农所有占相当大比例。 这部分土地属于民田。
明代土地的权属格局是在官府主导下构建起来的。朝廷有权宣布任何一片土地为官田，明初为财政目的抄没江南民田即为一例，发展屯田和鼓励垦荒扶植自耕农的政策也反映了官府对土地的直接分配。所以，官府行为是土地资源配置的重要渠道之一。其次是民事流转。明代法律明确规定，官田“不许私自典卖” ，民田得以典卖、继承、赠予等方式流转。明中叶以后，土地流转频繁，有“田宅无分界，人人得以自买自卖”之说。 民间典卖土地，自行立契，按则纳税。但是，土地的民事流转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民间惯例的限制，主要是在典卖田宅时，本族、本宗、本姓的人享有优先购买权，民田的卖方不得自由选择买方，而买方如不具有与卖方同族、同宗或同姓的身份，则无权购买。
明代黄册、鱼鳞册的编制建立了确认土地权属的制度。 《大明律》则对盗卖田宅的违法行为规定了具体刑罚，为土地所有权的成文法保护确立了基本规则。
二、里甲赋役制度
在自耕农经济的基础上，明初制定了严密的黄册里甲制度，控制田亩和户口，以便征派赋役。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下令“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具书名、岁、居地。籍上户部，帖给之民”。 洪武十四年（1381年），在户籍制度基础上进而建立黄册里甲制度，其内容为：“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先后以丁粮多寡为序，凡十年一周，曰排年。……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畸零 。僧道给度牒，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册，以丁粮增减而升降之。……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云。”
明代的赋分为田赋与杂赋，以田赋为正赋，沿袭唐宋以来的两税法，以夏税、秋粮为正项。田赋之外，还有各种名目的杂赋，杂赋中最重要的是“上供物料”，即地方为宫廷和中央各部提供的物资，一般根据朝廷需要的品类和数量，摊派给各地。赋税率因田主身份（官绅与庶民）的不同而有轻重之别。明代依循旧制，给予贵族和官绅阶层免税特权。各王、公贵族占有的庄田是免税的，他们的家庭成员和部分佃户也被免除了差徭负担；官绅地主则按品级优免赋税，根据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的规定，京官一品免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二品免粮二十四石，人丁二十四丁；以下依次递减，至九品免粮六石，人丁六丁；地方官则按品级各减京官一半。其不入流的教官、举人、监生、生员等，各免粮二石，人丁二丁。 而各州县所规定的优免额，实际上远比国家定制为高。 至崇祯年间考中进士便可免除赋税和徭役。
明代前期确立了正役和杂役两类徭役。正役又称里甲正役，是里甲最主要、最基本的役务，即由里甲人户轮流承担“催征钱粮，勾摄公事”的差役。除正役外，还有杂役，包括由特殊人户应充的军役、匠役两类，以及其他服务于各级政府的职役，如随官听差、公堂听差、狱卒、门卫、斋膳夫、解运税粮官物、养马等，各地编征的名目和数量不一，总的原则是“因事编佥”。 徭役的摊派同赋税一样有身份之别。朱元璋于洪武十年(1378年)颁布法令免除政府官员之家的徭役。 至嘉靖二十四年，官员不仅免徭役，而且免赋税。
按官绅或庶民的不同身份而征派轻重不等的赋役，是一种身份性赋役制度。这种区别对待的赋役制度，实际上等于授权官府合法剥夺庶民财产无偿分配给官绅和贵族阶层。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优免赋役的贵族和官绅拥有土地资源的成本大大低于赋役较重的庶民，这就为土地资源流向贵族和官绅创造了便利条件。明代身份性赋役制度的一个结果是，农民为逃避苛重的赋役，经常携带田产挂靠（“挂名投靠”）到官绅或贵族门下，委身为奴僮，当时称为“投靠”。 官绅地主因此可凭借其优免赋役的特权获得大量廉价土地和劳动力，身份性赋役制度构成此种土地资源配置的制度背景。另外，“因事编佥”原则造成徭役的不确定和随意性，使得官府有权任意调派农民的劳动，实际上构成对农民财产的变相征用。
三、反兼并法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个朝代，稳定都是官府压倒一切的目标。分散的自耕农经济是明王朝创建之初的经济基础，在统治者看来，维持普遍的自耕农经济就是维护安定的政治局面，因此，抑制土地兼并、打击豪强历来就是明王朝的基本国策。
明初朱元璋颁布过一系列反兼并法令：洪武元年（1368年）诏令曰：“耕者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民佃种者，罪之”； 洪武五年（1372年）六月朱元璋作铁榜九条申诫公侯，严禁功臣和公侯之家倚势强占官民田产；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规定，公侯大官“其山场水陆田地，亦照原拨赐例为主，不许过分占为己业”。
然而，严厉的反兼并法并未收到预期效果，自明中叶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造成如下后果：第一，税田额数大幅度减少， 失额土地“非拨给王府，则欺隐于猾民” ，官僚贵族占有土地并以合法或非法手段免除了赋税，成为非税田，财政税收因此相应减少。第二，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者沦为佃农，或者流亡，沉重的赋役日益转嫁到尚保有土地的中小田主身上，也导致他们的破产。第三，民不聊生，流民遍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社会动荡不安。第四，土地兼并和欺隐，导致户籍登记与土地所有状况相互脱节，黄册里甲制度徒具形式，赋役秩序混乱。
为什么严厉的反兼并法无法阻止土地兼并？明代的统治者和学者们对此有很多议论。相当多的学者，如方孝孺、解缙、徐光启等，认为土地兼并的根源是土地私有和土地可以买卖，因而，反兼并的根本对策应是土地国有化，即由政府直接分配土地，土地禁止买卖。
土地国有化政策究竟是对症下药还是饮鸩止渴，要看土地兼并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当时土地兼并的主要方式如下：第一，皇室成员、勋威、贵族借助政治特权大肆侵夺官田和民田，皇庄和贵族地产迅猛扩张。 第二，官僚地主利用职权强占民田。 第三，军官、豪强、内监瓜分屯田，化公为私，甚至役使屯丁。 第四，贵族、官僚地主以接受“投靠”的方式兼并土地。第五，地主利用高利贷兼并自耕农土地。 第六，人民为躲避苛重的赋役不得不贱售土地。 上述凭借政治特权进行的掠夺，动辄几百顷，几千顷(如皇庄的扩张)，其规模和速度都远远超过一般地主以购买方式进行的土地兼并。
由此可知，土地兼并和地权集中的最主要原因是：特权阶层凭借法外特权进行掠夺；以及，身份性赋役制度和沉重且无法预见的赋役负担导致自耕农破产，以致他们被迫携产投靠或贱售土地。因此，地权集中的根源并不是土地私有以及土地可以买卖，正相反，不公正的地权集中恰恰是因为自耕农对土地“私有”得不够。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赋役上的不公正待遇使官绅阶层对自耕农的剥夺合法化；二是官府有权任意征用农民的劳动时间和私有财产；三是农民无力对抗来自官府和特权阶层的侵害。正是这三个因素导致农民的土地财产权残缺而且脆弱，起初保有土地的农民很容易横遭掠夺而不得司法救济，也很容易破产卖地继而陷入赤贫。因此，自耕农失去土地和土地资源不公正集中的真正根源是自耕农的私有财产不受法律同等保护。
四、主要经营方式：租佃制
由于地权趋于集中，无地农民居多，明中叶以后租佃制成为土地的主要经营方式。租佃关系基于地主和佃农的租佃契约而产生，租佃契约记录了土地所有人和承租人之间权利与义务、利益和风险的分配。首先看地租的种类和租制：地租分为劳役地租、实物地租、货币地租三种，实物地租占主要地位；租制有分成租制和定额租制两种，分成租制是指将实际收成按主佃议定的比例分配，定额租制是指不论实际产量多少，佃户都要交纳议定的租额。 其次看地租率，据估计，当时的地租率大都占收成50%以上，甚至还有达到70%和80%的。 再次，地主为防止佃农欠租，在契约中采用了几种担保办法：一是押租钱或赔价钱，即佃户须先交纳一定量的钱做押金，才能租得田地，租佃关系解除时，押金归还佃户。押租在租佃契约中甚为流行。 二是预收地租，即地主在出租土地时，预先索取一年或者几年的地租。另外，在契约之外，佃农还可能有其他负担。 最后，地主可能以毁约换佃为借口强行提高地租。
租佃关系所反映的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自有其经济和法律背景。首先，地权集中致使无地农民剧增，地狭人稠的局面导致农民竞佃。 土地资源的稀缺可以部分地解释农民在承租土地时为什么会竞相交纳批田银或批赁银 ，地主为什么会经常性的增租夺佃。但这个解释是不够的，农民被土地束缚和依附于地主不仅仅是土地稀缺造成的，明王朝的重农抑商政策和限制农民自由迁徙的严法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工商业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农民没有另谋出路的自由，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明代的抑商政策不仅体现在官府对商业的过度管制（如市籍、专卖、海禁等制度）、对商人的过度剥夺（如沉重的商税、铺行火甲等）以及严厉限制迁徙自由（如里甲、路引制度）方面， 而且还表现为官僚权贵利用特权经营工商与民争利。 抑商政策使农民无法自由迁徙、自由进入城市市场，这种城乡分隔越严厉，地主对土地的垄断占有就越是得到强化，而无地的农民就越是容易遭受盘剥。
如果说农民在租佃关系中遭受了不公正对待，或者地主夺佃增租属于违约行为的话，那么，农民能否获得适当的法律救济呢？明代规范租佃关系的规章典据不是国家制定法而是民间惯例，因为统治者认为民间田土之事不过“细故”而已。虽然不能否认惯例中也有保护农民利益的内容，但民间惯例更多的还是对富人的维护。 官方对民间惯例的态度是，只要有书面契约的形式，且不违反刑律，就承认契约内容的效力，并对违约行为施以惩罚。 这种放任政策不仅体现在立法上，司法裁判也是如此。户部《教民榜文》明令：“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轻便告官，务要经本管里甲老人理断，若不经由者，不问虚实，先将告人杖断六十，仍由里甲老人理断”。 洪武末年，为“严越诉之禁，命老人理一乡词讼，会里胥决之，事重者始白于官，然卒不能止。越诉者日多，乃用重法，戍之边”。 虽然，明代律法没有明确赋予“里甲老人”正式的司法权，亦未纳之于正式的司法管理系统，但从以上记载看，“里甲老人”确实掌握着田土争议的调解或仲裁的权力，而且法律通过严禁“越诉”强化了这种权力。
国家立法和司法裁判权在租佃关系上的放任姿态并不表明当时的农村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自治社会，相反，在身份性赋役制度造成的歧视和压榨之下，以及法律对农民选择自由的严厉限制之中，立法和司法上的放任反而纵容了农村社会中的为富不仁和恃强凌弱。如果说土地资源稀缺、城市化迟滞造成了地主的自然垄断地位的话，那么，法制上的放任则把这种财富垄断下的经济强制合法化并上升为法律的强制。
故而我们实在不必惊诧于史不绝书的明代农民暴动。 从洪武到万历年间（1368年—1620年），农民的斗争目标主要是抗租、夺地、平田，有时直接针对地主的“冬牲”和“大斗大秤”等勒索方式。 明末，北方李自成义军提出了“贵贱均田”、“不当差，不纳粮”、“平买平卖”的口号，要求土地所有权，要求减免赋役，主张建立公平的交易秩序。南方农民的权利主张也从抗租、减租发展到要求耕作权和土地所有权。农民的减租减赋、均田永佃的要求，其实质是主张对土地和劳动成果的正当权利，主张财产权。 亚当·斯密说，“财产权和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依存的。财产权的保护和财产的不平均是最初建立政府的原因，……”。 然而，中国农民为争取自己的财产权却必须推翻政府——既然以国家暴力为基础的政权不能保护财产权，不能缓减财富垄断所造成的经济强制，不能为财产受到非法侵害的农民提供司法救济，不能保障农民另谋生路的自由，那么，人们只好抛弃这个并非他们所选择的政府了。正如洛克所说，“当立法者们图谋夺取和破坏人民的财产或贬低他们的地位使其处于专断权力下的奴役状态时，立法者们就使自己与人民处于战争状态。” 暴力成为官府和农民之间唯一有效的周期性对话方式，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就只能体现为血与火的惨烈记录，而不是恒产恒心所催动的自由秩序的演进。
六、明王朝的财税改革
面对财政收入的锐减和社会的动荡不安，明政府被迫调整政策，进行财税改革。在一条鞭法实施前，中央和地方已经出现一些初步的改革措施。例如，针对差役负担不确定、官吏和里甲书差舞弊以及黄册所载丁粮严重失实导致的差役负担不均，天顺元年(1457年)朝廷正式诏令“行均徭法，禁里长害民”。均徭法将各级政府所需差役的项目、等级和名额确定下来，将里长佥役的权力收归官府，黄册之外，查勘实在丁粮多寡，另编均徭册，改变临时佥点办法，改行里甲轮役制。 再如，明中叶后的赋役折银措施将各种名目的征派制为定额，以及赋役定额化改革。
只是在这些局部改革之后才有著名的土地清丈和一条鞭法改革。万历六年(1578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下令：清丈全国土地，清查漏税的田产和追缴欠税；制订《会计录》和《清丈条例》颁行天下，限令三年内各地查清溢额、脱漏和诡寄等。到万历八年(1580年)，据统计，全国查实征粮田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1487-1505年)增加近三百万顷，政府赋税收入因而剧增。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万历九年(1581年)张居正又把嘉靖初年在福建、江浙等地由甘澧、庞尚鹏、海瑞等人推行的一条鞭法，在全国推广实施。一条鞭法集均徭法、赋役折银定量等改革措施之大成，主要内容是：（1）统一役法，并部分地“摊丁入地”。即把原来的各项徭役合一，一律征银，官府需要力役，则拿钱雇人应差。（2）田赋及其他土页方物一律征银。（3）以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目。（4）赋役银由地方官直接征收。一条鞭法按丁、粮派役，即把一部分原按户或丁计征的负担转为按土地多少征收，使无地少地农民，减少了丁役负担。赋役合一折银，减少了里长官府合谋舞弊的机会，而且，有利于减轻农民人身依附，它是唐代两税法之后的重大改革。一条鞭法的实行使明政府赋税收入增加，万历初期十年间，史称最为富庶。
但是，随着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的去世，一条鞭法逐渐名存实亡，以一条鞭法为大成的整个财税改革完全失败了。它的失败原因并不在于人亡政息，甚至也不在于皇权的腐败和吏治的松懈，在本文看来，专制主义制度下的财税改革至多起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一时之效，失败是注定的。朱元璋说过，“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以供上者，乃其分也！” 在皇帝眼中，赋役是人民对皇家的绝对义务，可是，皇家和官府又给了农民什么呢？王法禁不住王公勋戚对农民土地的掠夺，也管不住各级官府在“一条鞭”外大量加征派款，反而还强加给农民歧视性的赋役制度——法律规定了农民的赋役却保障不了农民对其土地和劳动收益的财产权，农民完全成为供皇帝、王公贵族和各级官吏汲取财富的工具。农民不受法律同等保护的地权之上负载了一个不惜涸泽而渔的统治集团，这就是明代财税制度极度败坏以至无法挽回的根本原因。托克维尔在评述法国封建制度时说，“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违反它相当于实行暴政，恪守它就相当于服从法律”。 就是说，在国家赋役法之上还应有更高一级的法，那就是“无纳税人同意不得征税”原则，此项法律原则的两个潜在要件是：第一，纳税人的同意意味着他们有权选择政府和决定政府的规模与功能，从而控制政府财政，第二，纳税人的同意决不是无对价的，其对价必须是国家承诺并切实履行保障人民财产权的法定义务。然而，中国的皇帝却没有这些个观念，他们把赋役视为农民的天然义务，法律就是他们自己的意志，赋役立法何须经过农民的同意？他们从来都是把暴政视为当然！明后期的财税改革，虽然以法明文界定了赋役额度、征收程序和计量方法，但它没有建立起政府与人民之间的契约，国家法律和民间私有财产之间依然关系紧张甚至是激烈冲突的。这是专制主义政体下赋税制度的本质，这个本质决定了它的命运。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修改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程序规定的通知
广东省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修改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程序规定的通知
深市监规〔2012〕1号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广东省专利条例》、《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行政处罚案件核审规定》等规定，并结合行政执法的实际情况，我局决定对《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程序规定》作如下修改：
一、原第一条修改为：“为适应机构改革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办案的需要，统一、规范行政执法办案程序，提高办案效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专利行政执法办法》、《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行政处罚案件核审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局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二、原第二条修改为：“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局）、各分局、价格监督检查分局（以下简称价检分局）、稽查大队、肉类市场监督管理所及监管所查处市场监管违法案件适用本规定。”
三、原第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各分局、价检分局、稽查大队、肉类市场监督管理所、市局内设办案机构以市局名义办案的，分局、价检分局、稽查大队、肉类市场监督管理所、市局内设办案机构为办案机构，市局为办案机关。”
四、原第四条增加第三款：“监管所以分局名义办案的，监管所为办案机构，分局为办案机关；监管所以自己名义办案的，监管所为办案机关。”
五、删除原第十三条第二款第（四）项：“专利违法案件”。
六、删除原第十三条第三款。
七、第六条新增一款：“公用企业或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排挤公平竞争的违法行为，应以市局名义查处”。
八、原第二十一条修改为：“首次向案件当事人收集、调取证据的，应当告知其有申请执法人员回避的权利；执法人员认为自己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申请回避。回避申请由办案机关分管（含联系，下同）办案机构的负责人决定。”
九、原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修改为：“属于办案机关地域和级别管辖范围”。
十、删除原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三款。
十一、原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对于不予立案的投诉、申诉、举报，经办案机关分管办案机构的负责人批准后，将结果告知具名的投诉人、申诉人、举报人，并将不予立案的相关情况作书面记录留存。需要补充材料的，应当一次性告知须补充的相关材料；对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告知向有管辖权的机关进行投诉、申诉和举报。”
十二、新增一条：“对涉嫌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规章的违法行为，各办案机关应当自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之日起十五日内组织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
检验、检测、检定、鉴定等所需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期限。”
十三、原第二十八条修改为：“请求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办案机关应当自收到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书等有关资料之日起七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请求人；同时指定三名以上单数承办人员处理该专利侵权纠纷；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十四、原第三十三条修改为：“需要实施现场检查的，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向当事人或现场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说明来意。当事人拒绝的，应当进行解释，必要时可以通知有关部门协助配合。”
十五、原第三十七条修改为：“现场检查由执法人员进行，可以邀请法定检验、检测、检定、鉴定机构的人员或有关技术人员参加。现场检查应当通知当事人到场。当事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检查的进行，执法人员应当在笔录中载明情况。
现场检查情况应当如实记入现场检查笔录，由当事人签署意见，并签名或盖章。必要时，可以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现场情况。”
十六、原第三十八条修改为：“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过程中，认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适用条件，经批准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禁止擅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告知当事人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盖章。”
十七、原第三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情况紧急，依法需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可以经口头请示批准后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但应在二十四小时内补办书面手续。办案机关分管办案机构的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
十八、删除原第四十九条。
十九、原第五十一条修改为：“法律、行政法规对查封、扣押期限做出规定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执行。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查封、扣押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情况复杂的，经办案机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但是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二十、原第五十三条第一款修改为：“案件因疑难复杂确需延长查封（封存）、扣押期限的，执法人员应制作《案件办理报批书表》，于期限届满五日前履行报批程序，经办案机构负责人同意后，报办案机关分管办案机构的负责人批准实施。”
二十一、删除原第五十四条。
二十二、原第五十六条第一款修改为：“涉案物品经检验（检测、检定、鉴定）合格或经查明确实与违法行为无关或不再需要采取查封（封存）、扣押、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的，执法人员应当按规定及时解除查封（封存）、扣押、先行登记保存决定。”
二十三、原第五十七条修改为：“对依法解除行政强制措施，需退还当事人财物的，办案机关应当通知当事人在三个月内领取；当事人下落不明或无法确定涉案物品所有人，应当采取公告方式通知当事人在六个月内认领财物。通知或公告的认领期限届满后，无人认领的，办案机关可以按照有关规定采取拍卖或变卖等方式处理物品，变价款保存在办案机关专门帐户上。自处理物品之日起一年内仍无人认领的，变价款扣除为保管、处理物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后上缴财政。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十四、原第六十一条修改为：“调查取证，可以采取现场检查、抽样取证、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检验（检测、检定、鉴定）以及调查询问等方式进行。”
二十五、原第六十七条第四款修改为：“样品应当及时委托法定检验（检测、检定、鉴定）机构进行检验（检测、检定、鉴定）。经检验（检测、检定、鉴定），能够作为证据使用的，应当及时采取先行登记保存等行政强制措施。”
二十六、原第六十七条增加一款：“检验、检测、检定或鉴定结果应当告知当事人。法律、法规、规章对复检有规定的，应当同时告知当事人复检权利。”
二十七、原第六十九条修改为：“执法人员可以要求当事人及证明人提供证明材料或与违法行为有关的其他材料，并由材料提供人在有关材料上签名或盖章。执法人员根据需要可以采取录音、录像和拍照等方式收集证据。”
二十八、新增一条：“案件调查中发现的涉嫌假冒产品，可以交由被假冒的企业进行鉴别。经办案机关查证后，可以将企业出具的鉴别证明材料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出具证明材料的企业对其证明内容负责，并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十九、原第七十一条修改为：“执法人员在调查取证过程中，要求当事人到场，或要求当事人和有关人员接受调查、在笔录或其他材料上签名、盖章或以其他方式确认，当事人拒绝到场，或当事人和有关人员拒绝接受调查、拒绝签名、盖章或以其他方式确认，或无法找到当事人的，执法人员应当在笔录或其他材料上注明原因，并以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加以证明。必要时，可邀请有关人员作为见证人。”
三十、原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中的“专利纠纷”修改为“专利侵权纠纷”。
三十一、原第七十六条修改为：
“案件调查终结，或办案机构认为应当终止调查的，按照下列方式处理：
（一）认为违法事实成立，应当做出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理的，或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不予行政处罚的，写出调查终结报告，草拟《行政处罚决定书》、《责令退回多收价款通知书》或《专利侵权纠纷处理决定书》，连同案卷交由办案机关法制机构核审。调查终结报告应当包括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调查经过及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况、违法事实、相关证据及其证明事项、当事人的申辩事实及理由、案件性质、处罚或处理依据、自由裁量理由、处罚或处理建议等；
（二）认为违法事实不成立，应当予以销案的；或案件不属于本机关管辖应当移交其他行政机关管辖的；或涉嫌犯罪，应当移送司法机关的，写出调查终结报告，说明拟作处理的理由，报办案机关分管办案机构的负责人批准后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处理。”
三十二、原第七十八条修改为：
“分局、价检分局及稽查大队以市局名义办理案件时，从不予立案告知、立案、调查取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案件核审（审理）、处罚告知、听证、公告、办案期限延期到做出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理）或移送的决定，直至结案或销案以及对已做出的行政处罚（或行政处理）决定重新审查等各个环节，均自行负责。市局授权各分局、价检分局及稽查大队负责人（或案件审理委员会）行使各项审批权，案件办理无需再履行市局审批流程。
分局、价检分局及稽查大队以市局名义办理案件的，以下案件的处理决定须报市局法制机构核审：
（一）拟作出撤销或吊销市局核发的许可证、撤销市局核准的经营主体设立登记、责令退款金额超过五十万元以及罚没款总额超过十万元的行政决定的案件；
（二）决定停产停业的案件；
（三）专利侵权纠纷调处案件；
（四）著作权违法案件；
（五）肉类市场监督管理所办理的案件；
（六）办案机构认为案件情节复杂，建议提交市局法制机构核审，并经市局分管办案机构负责人批准的案件。”
三十三、原第七十九条增加两款：“法制机构应当自接收案卷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核审工作。因案情复杂或其他原因，经核审机构负责人同意可延长，但最长不得超过十五个工作日。
行政处罚案件需要重新核审的，核审期限按照前款规定执行。”
三十四、删除原第八十一条。
三十五、新增一条：“法制机构经过核审，对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依据正确、定性准确、处罚适当、程序合法的行政处罚案件，同意办案机构意见，建议报办案机关分管办案机构的负责人批准后告知当事人。对属于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范围的案件，提交案件审理委员会审理。”
三十六、新增一条：“法制机构经过核审，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处罚案件，建议办案机构补正：
（一）当事人的基本情况不清的；
（二）案件的主要事实不清的；
（三）证据不足或不成立、不真实、相关证据自相矛盾，未形成合法、客观、全面的证据链的；
（四）其他需要补正的情形。”
三十七、新增一条：“法制机构经过核审，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处罚案件，建议办案机构修改：
（一）定性不准确、适用依据错误的；
（二）违法所得或非法经营额计算有误的；
（三）行使自由裁量权显失公正的；
（四）具有法定从轻或减轻情节而未做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
（五）行政处罚决定书存在未载明是否采纳当事人陈述、申辩意见及理由等内容不规范的情形的；
（六）其他需要修改的情形。”
三十八、新增一条：“法制机构经过核审，对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行政处罚案件，建议办案机构纠正：
（一）对当事人身份认定不当或错误的；
（二）实施先行登记保存等行政措施违反法定程序的；
（三）实施行政强制措施无法律、法规依据或违反法定程序的；
（四）未依法告知当事人回避等权利的；
（五）其他应当纠正的情形。”
三十九、新增一条：“法制机构经过核审，发现行政处罚案件具有下列情形的，建议办案机构销案：
（一）违法事实不成立的；
（二）已超过追责期限的；
（三）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已被司法机关或其他具有管辖权的行政机关先立案的；
（四）对当事人的同一违法行为已被其他行政机关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后，再拟作出罚款的行政处罚的；
（五）其他应当销案的情形。”
四十、新增一条：“法制机构经过核审，发现行政处罚案件轻微，当事人已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建议不予行政处罚；发现行政处罚案件不属于本级办案机关管辖或不属于市场监管部门职责范围的，建议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发现行政处罚案件的当事人涉嫌犯罪的，建议移送司法机关。”
四十一、新增一条：“分局、价检分局及稽查大队以市局名义办理并提交市局法制机构核审的案件，应经本级法制机构核审通过。
办案机构根据市局法制机构的修改、补正、纠正意见重新调查后，根据新的事实、证据以及依据提出处罚建议的；以及经处罚告知或听证，办案机构根据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意见或法制机构的听证建议重新调查后，根据新的事实、证据以及依据提出行政处罚建议的，办案机构经本级法制机构核审通过后，须再次提交市局法制机构核审。”
四十二、原第一百零二条修改为：
“立案案件有下列情形的，应当结案：
（一）行政处罚决定执行完毕的；
（二）经人民法院判决或裁定后，执行完毕的；
（三）不予行政处罚的；
（四）案件移送有管辖权部门或司法机关的；
（五）决定终止调查的；
（六）决定终止行政处罚决定执行的。
（七）其他应予结案的情形。”
四十三、原第一百一十一条修改为：
“当事人下落不明包括下列情形：
（一）无照当事人搬离违法行为查处地点，住所地不明；
（二）个体工商户、法人或其他组织搬离经营场所且无法查找的；
（三）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于停止生产经营状态，生产经营场所无相关人员生产经营和办公，且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均不知具体下落的；
（四）无法确定涉案物品所有人的；
（五）其他下落不明的情况。”
四十四、原第一百一十六条修改为：
“案件调查终结后（当事人明确、证据充分、违法行为已经查实）当事人下落不明的，承办人员应按一般程序办理。《行政处罚告知书》和《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告送达。”
四十五、原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款修改为：“自然人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前死亡，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前注销，并且无权利义务承受人等原因，致使行政处罚决定无法继续执行的，经办案机关分管办案机构的负责人批准，可以终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四十六、原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款修改为：“适用一般程序处理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案情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处理决定的，经办案机关分管办案机构的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案情特别复杂，经延期仍不能作出处理决定的，应当由办案机构有关会议集体讨论后报办案机关分管办案机构的负责人批准决定是否继续延期。”
四十七、原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二款修改为：
“依据《深圳经济特区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冒伪劣商品违法行为条例》查处的案件，应当自立案之日起九十日内作出处理决定；重大复杂案件，办案期限延长不得超过九十日。”
四十八、原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三款修改为：“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应当在受理案件之日起六个月内作出处理决定；情况复杂需要延长期限的，可以延长三个月。”
四十九、原第一百一十九条第四款修改为：“案件处理过程中听证、公告、检验、检测、检定或鉴定以及发生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所需时间不计入案件办理期限。”
五十、原第一百二十条新增一款：“期间不包括在途的时间，执法文书在期满前交邮的，不算过期。”
五十一、原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三）项修改为：“采取上述方式无法送达的，公告送达。公告送达，可以在我市市一级报纸上予以公告，也可以在办案机关公告栏张贴公告（涉嫌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规章的违法案件，在受送达人原住所地张贴公告），并可以同时在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站上公告。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公告送达，应当在案卷中记明原因和经过。”
五十二、原附件2《著作权侵权投诉案件立案须知》下“一”部分第（一）项修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列举的侵权行为”。
五十三、原附件2《著作权侵权投诉案件立案须知》下“二”部分第三段修改为：“侵犯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违法行为由侵权人住所地、实施侵权行为的网络服务器等设备所在地或侵权网站备案登记地的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查处。”
此外，统一了原文中“上级机关”与“上一级主管机关”、“或”与“或者”、“案件承办人员”与“执法人员”、“行政强制措施”与“强制措施”、“一般程序”与“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的表述，统一使用汉字数字，并对条款顺序作了必要的技术性修改。
以上修改内容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程序规定》根据本通知作相应的修改，重新公布。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二○一二年三月七日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案件办理程序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管辖
第三章 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节 立案
第三节 现场检查
第四节 行政强制措施
第五节 调查取证
第六节 案件核审
第七节 决定
第八节 行政处罚的执行
第九节 结案
第四章 行政处罚的简易程序
第五章 当事人下落不明案件的办理
第六章 期限、期间、送达
第七章 移送
第八章 立卷
第九章 附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适应机构改革后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办案的需要，统一、规范行政执法办案程序，提高办案效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工商行政管理机关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质量技术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价格行政处罚程序规定》、《著作权行政处罚实施办法》、《专利行政执法办法》、《卫生行政处罚程序》、《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系统行政处罚案件核审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局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局）、各分局、价格监督检查分局（以下简称价检分局）、稽查大队、肉类市场监督管理所及监管所查处市场监管违法案件适用本规定。
第三条 各办案机关在查处违法案件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一）实施行政处罚必须有法律、法规、规章依据；没有依据的，不得给予行政处罚；
（二）公正、公开、及时地行使法律、法规、规章赋予的行政职权；
（三）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四）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教育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五）坚持效率原则，案件确需办理延期的，应按规定报批并说明理由；
（六）坚持调查与案审分离、罚款决定与罚款收缴分离、罚没物品收缴与处置分离的原则；
（七）执法人员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回避；
（八）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不受非法干预。
第四条 各分局、价检分局、稽查大队、肉类市场监督管理所、市局内设办案机构以市局名义办案的，分局、价检分局、稽查大队、肉类市场监督管理所、市局内设办案机构为办案机构，市局为办案机关。
分局以自己名义办案的，分局内承担具体办案工作的内设机构为办案机构，分局为办案机关。
监管所以分局名义办案的，监管所为办案机构，分局为办案机关；监管所以自己名义办案的，监管所为办案机关。
第二章 管 辖
第五条 责令停业整顿、暂扣（扣留、扣缴、收缴）或吊销证照、撤销登记，应以原发证照机关的名义作出决定。
第六条 对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违反企业登记管理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应以市局名义查处。
公用企业或其他依法具有独占地位的经营者，限定他人购买其指定的经营者的商品，排挤公平竞争的违法行为，应以市局名义查处。
第七条 分局可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授权以自己的名义办理行政执法案件，光明分局、坪山分局等非按国家行政区划设立的分局除外。
分局可根据管辖范围以市局名义办理行政执法案件，但下列案件由市局负责查处：
（一）涉及到驰名商标认定的商标侵权案件；
（二）市属媒体广告违法案件；
（三）上级部门指定管辖的案件；
（四）重大涉外行政违法案件（人数众多、标的大、案情复杂）、可能产生重大社会影响案件以及其他特殊类型的案件。
第八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监管所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处罚：
（一）对个体工商户违法行为的处罚；
（二）对集市贸易中违法行为的处罚；
（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以工商所自己的名义作出的其他处罚。
前款第（一）、（二）项处罚不包括吊销营业执照。
第九条 监管所以自己的名义作出行政处罚的权限：
（一）罚款三万元以下；
（二）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三万元以下；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以上处罚可以单处也可以并处。
第十条 行政执法案件，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办案机关管辖。违法行为跨区域的，由主要违法行为发生地或违法行为主要发生地的办案机关管辖。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重大、复杂跨区域案件，由稽查大队查处。
第十一条 著作权行政执法案件，由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侵权复制品储藏地或依法查封扣押地的办案机关管辖。
第十二条 对利用广播、电影、电视、报纸、期刊、互联网等媒介发布违法广告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由广告发布者所在地办案机关管辖。广告发布者所在地办案机关管辖异地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有困难的，可以将广告主、广告经营者的违法情况移交广告主、广告经营者所在地办案机关处理。
第十三条 两个以上办案机关对同一违法行为均有管辖权的，由先立案的办案机关负责查处该违法行为。
第十四条 同一违法行为人有两个以上违法行为且行为发生地不在同一辖区范围内的，由先立案的办案机关合并查处。
同一违法行为人有两个以上违法行为且违法行为属不同办案机构业务范围的，依主要违法行为性质确定办案机构，合并查处。
第十五条 两个以上监管所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共同上级机关指定管辖。
两个以上分局或分局与稽查大队因管辖权发生争议的，应当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市局指定管辖。
报请上级机关指定管辖的，由上级机关法制机构核审并提出处理意见后，呈报分管法制机构的机关负责人审批。
第十六条 报请上级机关确定管辖权的，由上级机关的法制机构审核并提出处理意见，呈报分管法制机构的负责人审批。上级机关应当在收到报送材料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确定案件的管辖机关。
第十七条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发现所查处的案件属于其他行政机关管辖的，应当依法移送其他有关机关。
各级市场监督管理机关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依照有关规定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第三章 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十八条 适用行政处罚的一般程序（以下简称一般程序）查处违法行为，应当立案，适用简易程序当场作出行政处罚的除外。
第十九条 按一般程序办理的行政案件，应当经过立案、调查取证、核审（审理）、告知、听证、作出行政处理决定、送达、执行、结案等程序，并制作相应执法文书，立卷归档。
第二十条 行政执法活动，应当有两名以上执法人员参加。禁止一名执法人员进行检查、询问调查、抽样、查扣涉案物品、解除查封扣押等执法活动。
禁止在文书笔录中代签名或事后虚增签名。
第二十一条 首次向案件当事人收集、调取证据的，应当告知其有申请执法人员回避的权利；执法人员认为自己与当事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应当申请回避。回避申请由办案机关分管（含联系，下同）办案机构的负责人决定。
向案件当事人收集、调取证据时，应当告知其有如实提供证据的义务。有关告知情况应当制作笔录。
第二十二条 对已有证据证明违反卫生管理法律法规的违法行为，应当在发现违法行为或调查违法事实时，书面责令当事人改正或限期改正违法行为。
第二十三条 办案机关应严格按照《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行政执法文书使用规定》的规定，加强对行政执法文书的管理。
领用执法文书应有记录。对盖有公章的执法文书，除应注明领用人外，还应注明具体去向，做到每一份执法文书去向明确。
第二节 立 案
第二十四条 各办案机关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通过投诉、申诉、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等途径发现、查处违法行为。
第二十五条 立案应符合相应条件：
（一）有违法行为的初步证据；
（二）属于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责范围；
（三）属于办案机关地域和级别管辖范围。
专利侵权纠纷案件、著作权侵权案件和商标侵权案件立案条件详见本规定附件。
第二十六条 除本规定另有规定外，各办案机关应当自收到投诉、申诉、举报、其他机关移送、上级机关交办的材料之日起七个工作日内予以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特殊情况下，可以延长至十五个工作日内决定是否立案。
对于不予立案的投诉、申诉、举报，经办案机关分管办案机构的负责人批准后，将结果告知具名的投诉人、申诉人、举报人，并将不予立案的相关情况作书面记录留存。需要补充材料的，应当一次性告知须补充的相关材料；对不属于本机关管辖的，应当告知向有管辖权的机关进行投诉、申诉和举报。
第二十七条 对涉嫌违反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规章的违法行为，各办案机关应当自依据监督检查职权或通过举报、投诉、其他部门移送、上级部门交办等途径发现违法行为线索之日起十五日内组织核查，并决定是否立案。
检验、检测、检定、鉴定等所需时间，不计入前款规定期限。
第二十八条 对涉嫌违反卫生行政管理法律法规、由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管辖的案件，应当自受理之日起七日内立案。
第二十九条 请求处理专利侵权纠纷的，办案机关应当自收到专利侵权纠纷处理请求书等有关资料之日起七日内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并书面通知请求人；同时指定三名以上单数承办人员处理该专利侵权纠纷；不予受理的，应当说明理由。
第三十条 投诉著作权违法行为的，办案机关应当在收到所有投诉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决定是否受理并通知投诉人。不予受理的，应当书面告知理由。
第三十一条 立案应当填写《立案审批表》，同时附上相关材料（投诉材料、申诉材料、举报材料、上级机关交办或有关部门移送的材料、当事人提供的材料、监督检查报告、已核查获取的证据等），由办案机关分管办案机构的负责人批准。
第三十二条 对于临时性、突发性、应急性等情况紧急的行政案件，经办案机关分管办案机构的负责人同意，可以先进行调查取证，并在两个工作日内补办立案手续。
第三十三条 已批准立案的案件，不得随意终止、撤销。
第三节 现场检查
第三十四条 需要实施现场检查的，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向当事人或现场人员出示执法证件，说明来意。当事人拒绝的，应当进行解释，必要时可以通知有关部门协助配合。
第三十五条 对有违法嫌疑的物品或场所进行检查时，应当有当事人或第三人在场，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载明时间、地点、事件等内容，由执法人员、当事人或第三人签名或盖章。如有遗漏或记录有误，应当补充或允许更正。补充或更正部分，应由当事人或第三人捺指印或签名确认。
必要时，可以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现场情况。
第三十六条 涉案财物清点应当当场进行，并由当事人或其现场人员陪同。清点情况应如实记录在现场检查笔录中。清点人员对现场清点数量负责，填写《涉案财物清单》，并交由当事人或其现场人员签名确认。
第三十七条 现场拍照摄像时，应当首先确定拍照摄像的内容和目的，主题要突出，影像要清晰，能够达到拍照摄像起到的证明作用。
第三十八条 现场检查由执法人员进行，可以邀请法定检验、检测、检定、鉴定机构的人员或有关技术人员参加。现场检查应当通知当事人到场。当事人拒不到场的，不影响检查的进行，执法人员应当在笔录中载明情况。
现场检查情况应当如实记入现场检查笔录，由当事人签署意见，并签名或盖章。必要时，可以采取拍照、录像等方式记录现场情况。
第四节 行政强制措施
第三十九条 执法人员在现场检查过程中，认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适用条件，经批准可以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禁止擅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通知当事人到场，并制作现场检查笔录，告知当事人有申请行政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事人不到场的，邀请见证人到场，由见证人和执法人员在现场笔录上签名或盖章。
第四十条 需要采取查封（封存）、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人员应履行审批程序，制作《案件办理报批表》，由办案机关分管办案机构的负责人批准。
情况紧急，依法需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可以经口头请示批准后采取行政强制措施，但应在二十四小时内补办书面手续。办案机关分管办案机构的负责人认为不应当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应当立即解除。
第四十一条 实施查封（封存）、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应当制作《强制措施决定书》，按文书所列各项填写清楚准确。填写文书应当写清当事人涉嫌的具体违法行为，依据的法律法规及具体条款、实施行政强制措施的具体类型。
《涉案财物清单》应按当场清点的实际情况具体、详实填写，列明名称、规格、数量（以可以计算到的最小单位为标准）、型号及特征等情况，不得使用“财物一批”等不确定用语。实施查封（封存）、扣押的，应当对查封、扣押物品加封封条。
《强制措施决定书》及《涉案物品清单》，应当由当事人或物品保管人及执法人员签名后依照程序送达。
第四十二条 不得扣留、封存与违法行为没有直接关系的书证资料、财物、个人物品、银行存折等。
不得以保证金等方式变相扣留当事人财物。
第四十三条 对当事人的账册、原始凭证、合同、客户名单等经营资料实施扣留，应尽可能采取复印确认的方式。涉及商业秘密的必须采取保密措施，并明确保密责任人。
第四十四条 扣押当事人托运的物品，应当通知有关运输部门协助办理，并书面通知当事人。
第四十五条 对当事人家存或寄存的涉嫌违法物品，需要扣押的，责令当事人取出；当事人拒绝取出的，应当会同当地有关部门将其取出，并办理扣押手续。
第四十六条 查封、扣押的财物应当妥善保管，严禁动用、调换或损毁。
扣押的涉案物品，应于当日存入市财政局公物仓或办案机关指定的地点，并办理有关交接手续。严禁执法人员私自保存涉案物品。
办案机关对其扣押的涉案物品，应指定专人妥善保管，并建立出入库台账，健全相关管理制度。严禁挪用、调换、占有、损毁涉案物品。
对容易腐烂、变质的物品，法律、法规规定可以直接先行处理的，或当事人同意先行处理的，经办案机关分管办案机构的负责人批准，在采取相关措施留存证据后可以先行处理。
第四十七条 在证据可能灭失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下，办案机关可以对与涉嫌违法行为有关的证据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
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或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应当经办案机关分管办案机构的负责人批准。
情况紧急，依法需要采取行政强制措施的，可以经口头请示批准后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但应在两个工作日内补办书面手续。
第四十八条 先行登记保存有关证据，应当当场清点，开具清单，由当事人和执法人员签名或盖章，交当事人一份，并当场交付《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应当加封封条。
依据价格管理法律法规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就地由当事人保存。
依据著作权管理法律法规先行登记保存证据的，就地由当事人保存。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确需移至他处的，可以移至适当的场所保存。
先行登记保存期间，当事人或有关人员不得损毁、销毁或转移证据。
第四十九条 对于先行登记保存的证据，应当在七日内采取以下措施：
（一）根据情况及时采取记录、复制、拍照、录像等证据保全措施；
（二）需要鉴定的，及时送交有关部门鉴定；
（三）违法事实成立，应当予以没收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没收违法物品；
（四）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查封、扣押（包括封存、扣留）的，决定查封、扣押；
（五）违法事实不成立，或违法事实成立但依法不应当予以查封、扣押或没收的，决定解除先行登记保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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