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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加强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

安监总安健〔2011〕16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为贯彻落实职业病防治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央编办《关于职业卫生监管部门职责分工的通知》(中央编办发〔2010〕104号)精神，加强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提高职业健康监督管理工作水平，为职业病危害防控和监管执法工作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现就加强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提出如下意见：



一、充分认识加强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高度重视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工作。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是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关系职业健康监管部门能否公正执法、科学执法、规范执法的重要因素。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提高认识，从保障劳动者生命健康权益、规范和加强职业健康监管执法的角度出发，将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切实抓紧、抓实、抓好。



（二）深刻认识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的必要性。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专业性、技术性很强，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一是用人单位工作场所是否存在有毒有害物质、有毒有害物质浓度或强度是否超标、职业病防护设施是否有效、个体防护用品是否适用等检测检验，需要技术支撑；二是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预评价、职业病危害防护设施效果评价、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职业卫生许可准入条件评价等职业病危害状况评价，需要技术支撑；三是职业健康监管部门日常监督管理、工作场所检查执法、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理等工作，都需要技术支撑。



（三）充分认识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的紧迫性。当前，我国职业病防控形势非常严峻。一是存在职业病危害的行业（领域）较多、范围较广；二是相当多的用人单位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的浓度、强度严重超标，严重威胁着广大劳动者的生命健康；三是接触职业病危害的劳动者人数众多，群发性职业病事件时有发生，已经引起国内、国际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但是，我国现有的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在数量、布局、基础条件、技术能力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要解决这对矛盾，提高职业病危害防控能力，必须把加强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作为一项紧迫的任务来抓。



二、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基本原则和主要目标



（四）总体思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执行《职业病防治法》；坚持依法行政的执法准则，以技术支撑为依托，以技术标准为准绳，严格执法、公正执法、规范执法和科学执法；加快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强化职业病危害检测与评价，减少、消除和控制职业病危害，遏制职业病危害事故的发生，充分保障劳动者的生命健康权益，促进全国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好转，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与发展。



（五）基本原则。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整合资源、完善装备、保障执法、支撑有力”的原则，加强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在布局上，根据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领域）职业病危害程度，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充分利用和发挥现有技术服务机构的作用，构建完善的技术支撑体系；在装备建设上，加大资金投入，提高技术装备水平；在队伍建设上，充实业务骨干，加强专业技术队伍建设，强化管理，提高技术服务水平；在技术支撑上，为安全监管部门执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持，保障执法工作的公正性、准确性和规范性。



（六）主要目标。采取有力措施，加快建设速度，争取用3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成覆盖全国、布局合理、装备完善、技术精湛、管理有序、服务上乘的国家、省、市、县四级职业健康技术服务网络。到2015年，全国建成3-5个国家级技术支撑机构，每个省（区、市）建成1-3个省级技术支撑机构，每个市（地）建成1-2个市级技术支撑机构，每个主要工业县（区）建成1个县级技术支撑机构，非主要工业县（区）联合建成1个县级技术支撑机构，保证每级安全监管部门都能得到有力的执法技术支撑，每个存在职业病危害的用人单位都能得到可靠的技术服务。



三、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的主要职能



（七）国家级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的主要职能。



1．参与职业病危害防治方针政策研究工作。



2．参与国家职业健康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工作。



3．参与职业病危害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及技术标准制修订工作。



4．参与国家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和指导地方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工作。



5．参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负责的特别重大职业危害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6．承担国家职业健康及职业病危害防治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7．组织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工作。



8．承担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八）省级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的主要职能。



1．参与地方性职业病危害防治政策措施研究工作。



2．参与省（区、市）职业健康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工作。



3．参与地方性职业病危害防治法规、规章及技术标准制修订工作。



4．参与省（区、市）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和指导市（地）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工作。



5．参与省级安全监管部门负责的重大职业危害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6．承担省（区、市）职业健康及职业病危害防治科学技术研究工作。



7．组织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工作。



8．承担省级安全监管部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九）市级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的主要职能。



1．参与市(地)职业健康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工作。



2．参与市(地)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和指导县（区）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建设工作。



3．参与市级安全监管部门负责的较大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理工作。



4．承担市(地)职业健康及职业病危害防治技术措施研究工作。



5．组织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工作。



6．承担市级安全监管部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十）县级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的主要职能。



1．参与县(区)职业健康中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制定工作。



2．参与县级安全监管部门负责的一般职业病危害事故的调查处理工作。



3．承担县级职业健康及职业病危害防治措施研究工作。



4．组织开展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检测评价工作。



5．承担县级安全监管部门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四、推进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能力建设



（十一）统筹布局，合理确定依托机构。各地区要摸清现有技术服务机构的资源情况，根据资源分布情况制定本地区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方案，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利用现有的技术服务资源，遴选并确定依托的技术服务机构，并通过自主建设、联合建设等形式，加快建设速度，确保到2015年基本建成国家、省、市、县四级职业健康技术服务网络。



（十二）加强硬件建设。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应当具有适应业务工作需要的固定场所和实验室，以及质量可靠、配套完善、通过计量认证的仪器仪表和设备设施，并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具备能够检测评价本地区用人单位存在的各种职业病危害因素的能力。



（十三）加强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的科研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应当具有从事职业健康科学研究、技术服务的经历以及较为丰富的技术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并按照规定取得相应的专业技术培训资质证书。各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要重视专业技术人员队伍建设，采取调入、选聘等方法，充实技术力量，并通过举办业务培训等形式，提高专业技术人员的业务能力。



（十四）加强规章制度建设。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应当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并实施严格有效的管理，包括组织人员管理、岗位责任制、质量保证、内部审核、管理评审、合同管理、招投标管理、技术服务管理、申诉与投诉管理、仪器设备管理、样品处置、报告签发和原始材料保存等制度。



（十五）积极发挥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的作用。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应当按照安全监管部门的安排，积极参与职业健康执法检查工作，客观、真实、准确地报告检测、评价结果，或者根据用人单位的委托，客观、公正地提供技术服务，客观、真实、准确地反映检测、评价结果，为用人单位防治职业病危害提供技术支持。



五、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管理



（十六）加强组织领导。地方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根据本地区职业病危害防治工作需要，研究制定合理可行的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方案和时间表，指定专人负责，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建设速度，确保到2015年高质量地按时完成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任务。



（十七）加大投入，确保职业健康技术支撑体系建设质量。各地区要在技术支撑机构工作场所建设上给予支持，督促其尽快具备开展业务工作所需要的硬件条件，并在日常工作中加强监管和指导，促进其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程序化。各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要采取多种形式筹措资金，加大投入，保证购置仪器、仪表、设备、设施所必须的资金。



（十八）加强监督管理。各级安全监管部门要建立健全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监管机制和技术支撑机构负责人及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培训制度，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知识、技术能力的培训。要加强对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通过组织开展业务交流、培训和质量控制等措施，不断提高职业健康技术支撑机构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规范服务行为，防范和严惩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



二〇一一年十月二十七日

谈悬赏广告能否对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适用
-------兼论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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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悬赏广告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现象，同时也是一个在法理上很复杂的问题，其复杂性在于对其在法律性质上的认识的不统一。综合起来看，采用单方行为说更有利于对相对人利益的保护，更有利于维护正常的社会生活秩序。对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基于完成悬赏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和基于特定身份悬赏广告在是所应完成的义务之间的法律冲突，应在严格区分“公”行为和“私”行为的基础上作从宽的解释。
关键词：悬赏广告 契约说 单方行为说 法律上之特定身份 法律冲突
作者简介：吴猛（1973年9月—— ），男，汉族，湘潭大学法学院2000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刘慧（1974年3月—— ），女，汉族，湘潭大学法学院2000级研究生，主要从事民商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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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赏广告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常见而在法理上很复杂的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因为缺乏法律的明确细化的规定，法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相当大。而问题的尖锐性在于，诉讼双方的争议往往不是一个“量”的问题，而是一个“质”的问题；同时，在诉讼中有可能出现标准的悬赏广告争议之外的一些情节——如对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基于完成悬赏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和基于特定身份所应完成的义务之间的法律冲突——法官此时的判决如无充分的法理基础，很可能导致败诉的一方（包括学界中持败诉一方观点的学者）的激烈反应。因此我们有必要在理清有关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的这个大前提下，去关注个案中某些具体情节在法理上的阐释，关注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去解决那些法律无明文规定或者法律规定有重叠（竞合）的具体个案。最近看了个案例，其中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基于悬赏广告的报酬请求权的问题。笔者不揣浅陋，试对此问题加以探讨，并求教于学界先进。

一、 案情介绍及争议焦点
原告曾某于1996年3月5日在H省某县丢失一个提包，内有现金1万元，各种票据等计款8万余元。原告发现其钱物丢失以后，立即在该县电视台和有线广播台连续播发寻物启事，在寻物启事中声称，谁拾到提包并归还失主，失主则付给拾者1.5万元酬金以示谢意。10天后，被告李某（某派出所民警）在下班回家的路上拾到该提包，当即前往原告指定的交物地点，准备将提包、钱物交付给原告。但在交付时，被告提出原告应当按寻物启事的内容先偿付1.5万元酬金，然后才能交付拾得物。原告提出当初播放寻物启事主要是为了尽快地找到拾得物，考虑到提包内只有1万元现款，因此不能给1.5万元的酬金，并且被告身为人民警察，拾得遗失物返还失主是理所当然的，是职务行为，所以只能给2000元酬金。双方因未达成一致意见，被告遂拒绝交付拾得物。后原告请有关部门出面做协调工作，原告并同意支付1万元酬金，被告仍坚持应实现许诺的1.5万元，否则不交钱物。原告被迫向法院起诉，请求被告交付拾得物。
对本案的处理有两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根据《民法通则》第79条第二款之规定拾得遗失物应该归还原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此费用是指拾得者为完成此归还行为所支出的必要费用，并不是报酬性质的给付，而只是一种补偿性的支付。可见，失主是否向拾得者支付报酬完全不影响他向拾得者要求归还拾得物，而且，拾得者也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权利可以对抗失主的这种请求权，相反，向失主归还拾得物对他而言是一种强制性的义务。同时，原告的人民警察身份决定了他没有要求报酬的权利。因此，被告无须支付任何报酬。
第二种观点认为：原告在丢失提包后向社会发出的附报酬条款的寻物启事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要约，而被告在完成其指定的行为后即构成了对该要约的承诺，双方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合同关系，因此，被告应该享有基于合同关系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即在原告不支付报酬的情况下，有权不返还拾得物。
另外，在有关悬赏广告的纠纷中，悬赏广告的发布人的意志是否真实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问题。一般来说，持第一种观点的人大多坚持认为，广告发布人的意志表示是不真实的，他们认为“广告人失去所有物，拾得者捡到遗失物而予以无声的占有，这使得广告人认为遗失物处于危急状态，他（她）对遗失物的利益濒临消灭的危险。在这种紧急状态下，他才不得已作出悬赏的意思表示，以图恢复自己原有的财产权益。这显然是一种无可奈何之举，并非真实的意识表示”。○1因此广告发布人可以据此否定自己先前的意思表示，拒绝拾得者的报酬请求权。而反对的意见认为：如果允许广告发布人任意地以意思表示不真实为借口来抗拒完成广告行为人的报酬请求不利于保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也有违于民法诚实信用原则。
从以上不同的观点可以看出，对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理解的差异是导致争议的主要原因。

二、 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的辨析
对于悬赏广告的概念的表述，目前的通说认为是指“广告人以广告形式声明对完成悬赏广告中规定的特定行为的任何人，给付广告中约定报酬的意思表示行为。”○2有争议的是悬赏广告的法律后果是什么？广告的发布人和行为的完成者之间的法律地位是怎样的？他们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何？要回答这些个问题就必须先对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进行界定。
关于悬赏广告的法律性质有两种说法——契约说和单方行为说。
所谓契约说也称要约说，即认为“悬赏广告为一种合同，因为广告对不特定的人所提相互的条件为一种要约，此种要约因一定的行为完成而成立悬赏合同”。○3而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也已经认同了此种说法，认为在行为人完成了广告中所规定的特定行为后即构成对广告人所发要约的有效承诺，双方因此而形成债权债务关系。○4但是契约说也是有其自身局限的，对许多现实中的问题无法作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第一，某人在不知道悬赏广告内容的情况下完成了广告人所要求的特定的行为，那么根据合同是双方之间的合意的要求，此行为就会因为缺少这种合意而不构成对广告人要约的有效承诺，广告人可以以此来对抗相对人的请求。同时，如果将悬赏广告视为要约，那么广告人就可以在相对人作出正式承诺以前撤回或撤销要约，变更要约的内容。这对于相对人的保护显然是不利的。
第二，在行为的完成人是无行为能力人或限制行为能力人的情况下，广告的发布人可以据此认为相对人无定约能力，也没有承诺的资格，不能在他们之间形成合同关系而拒绝相对人的报酬请求权。
第三，契约说的另一个难以解释的地方是合同的同时履行抗辩权的问题，同时履行抗辩权是双务合同的一项基本的抗辩权，那么悬赏广告的完成人是否据此享有了在广告人不支付报酬的前提下拒绝归还拾得物的权利呢？这显然是与《民法通则》第79条的规定相抵触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单方行为说正是为了弥补契约说的不足而发展起来的，这种观点认为悬赏广告为单独的意思表示，因为“对完成一定行为的人负给付报酬之义务，在行为人方面无须有承诺，惟以其一定行为之完成为停止条件。”○5单独行为说在保护相对人的利益方面较之于契约说有其优势：
其一，采取单方行为说，只要广告人发出悬赏广告就应该受其约束。即使相对人在不知道悬赏广告内容的情况下完成了该特定行为，也应该享有报酬请求权，广告人不得以相对人不知道该广告内容为由拒绝相对人的请求；同时，由于广告人实施的是单方行为，广告人不得在发出广告后随意撤回或撤销该广告。这显然更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
其二，采用单方行为说可以解决相对人的定约资格问题，即在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完成悬赏广告要求的行为后，广告发布人不得以其无定约资格为由拒绝给付。
其三，在举证责任问题上，单方行为说认为：相对人完成悬赏广告中要求的行为是一种事实行为，而非具有法律意义的承诺行为。这样只要相对人完成了广告人要求的特定行为即享有报酬请求权，而无需准确证明有效承诺的存在及承诺的具体时间等问题了，从而可以极大地减轻相对人在求偿时的举证责任。
另外，契约说和单方行为说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广告人（特别是寻找遗失物之广告人）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我认为失主刊登悬赏广告寻找遗失物固然是出于无奈，他也有理由认为遗失的财物正处于危急之中，他对遗失物的利益有消灭的危险，所以在无奈之下才作出悬赏的意思表示。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他自己迫使自己所为的一种行为，而不是特定对方迫使其所为的行为；给付多少酬金是遗失物所有人自己衡量的结果，不是特定相对方提出的强加条件。如果悬赏广告发布人因此而拒绝善意相对人的报酬请求权显然是有违于民法之诚实信用原则的。因此，我认为应该正确看待悬赏人的意思表示真实性的问题，还是应把悬赏人在这种无奈的前提下所作的行为看作是其理性的选择。

三、 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能否拥有报酬请求权
本案的另一争论焦点在于被告李某的法律上的特定身份（人民警察）与他完成悬赏广告指定行为后的报酬请求权之间的关系如何？传统的观点认为，作为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应比一般普通公民负有更多的义务。体现在这个个案上，如果说普通公民在拾得遗失物后不主动寻找失主而坐等悬赏，只是个道德范畴的问题的话，那么李某身为人民警察拾到遗失物主动寻找失主则应该是他的一项法律义务了。因此，原告没有支付悬赏的义务。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作为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之所以要比普通公民负有更多的义务，因为他们的大部分行为都是代表了公共权力的行使。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在选择进入公共服务行业的同时，他们就和国家有了一个默契：他们可以代表国家行使一定的权力，国家也在多数情况下为他们承担行为的法律后果；与此同时，作为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他们也失去了一些普通人的权利，或者说他们就选择了承受更多的义务。比如说：选择成为军人、警察就意味着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选择成为消防员就意味着在火场上有牺牲自己而拯救普通民众的义务（至少是有实现这些义务的可能）。这一点在我国的现行法律上也是得到了确认的，如紧急避险对普通公民而言是一种权利，只要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而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就无须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刑法》第二十一条第三款规定“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因此，在本案中被告李某的特定身份对他基于完成悬赏广告指定的行为而产生的报酬请求权的实现是有影响的。
但是，在本案中，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具体的情节：李某是在下班的途中拾到该提包的，这实际上牵涉到了一个所谓“公”行为和“私”行为的划分的问题。在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与普通人在义务的承担上之所以有区别是因为他更多的时候实施的是“公”行为——即职务行为，他承担更多义务的前提是因为他享有国家赋予的更多的权力。然而，这并不是说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公”行为，他也应有作为私法主体的一般权利，当然前提是此时他的行为是“私”行为——即非职务行为。这一点在我国的《国家赔偿法》的相关规定上可以得到反面的体现，该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与行使职务无关的个人行为”，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这说明作为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的确有所谓“公”行为和“私”行为的区分。具体在本案，我认为被告李某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并不能当然成为阻却其行使报酬请求权的理由，因为其时已在李某下班以后，李某完全可以作为一个私法上的主体去从事相应的民事活动。因此在本案中李某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其实是一个与案件的审理无太大关系的一个情节。
另外，我认为即使在完成悬赏广告的行为真的和职务行为竞合的情况下，行为人也并非没有报酬请求权，只是在这个时候，悬赏人可以以此作为对抗的理由，从而使相对人的请求权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相对人的请求权并非自始就不存在。因此，我觉得如果此时悬赏人不以相对人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为抗辩理由，那么相对人的报酬请求权是可以自然得到实现的，而且此时不应把相对人所得报酬理解为悬赏人的赠予。

综上所述，我认为以下是本文的要点：（1）悬赏广告在本质上是悬赏广告发布人的一种单方行为，因为作此种理解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利益，也是对民法诚实信用原则的体现和维护；（2）对悬赏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问题，应该肯定其有不情愿的因素，但是这也是其在思考后的理性的选择，因此不能轻易地以此为理由来否定悬赏广告的效力；（3）相对人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并不能当然成为阻却其行使报酬请求权的理由，其作为私法主体所为的民事行为的效力应得到维护。因此，我认为被告李某应该得到悬赏广告中许诺的报酬。

注释：
○1梁彗星，《自由心证与自由裁量》〔c〕，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 第166—167页
○2王家福，《民法债权》〔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3王利明 崔建远《合同法新论.总则》〔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43页
○4“李珉诉朱晋华、李绍华悬赏广告酬金纠纷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5年第2期
○5王伯琦，《民法债篇总论》〔M〕, 台北，国立编译馆，1986年，第30—31页。


作者通信地址：湘潭大学69#信箱 研究生楼1—512 吴猛 411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