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取消第二批行政审批项目和改变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管理方式的决定》有关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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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委员会办公厅


国家教委办公厅关于印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宣传提纲”的通知
1995年3月28日，国家教委办公厅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于3月18日由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从9月1日起实施。日前，中宣部、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国家教委等五单位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把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教育法》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当前学习宣传的重点是认识制定《教育法》的重大意义，理解《教育法》的内容实质。为了帮助各地、各部门组织好《教育法》的学习宣传工作，准确把握《教育法》的原则精神和有关重要问题的内涵，现将“《教育法》宣传提纲”印发给你们，供学习宣传参考。
学习宣传中的有关反映和问题，请及时通报国家教委政策法规司。
附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宣传提纲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宣传提纲
一、制定《教育法》的必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明确提出了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在实际工作中，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还没有完全得到落实，教育事业的发展尚不能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的需要。制定《教育法》是为了通过法律的形式，确保教育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落实国家优先发展教育的重大举措，推动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巩固教育改革成果，引导和保障教育改革的深入进行，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主义现代教育制度；保护学生、教师、学校等各类教育关系主体在教育活动中的合法权益；为教育法制建设提供全面的法律依据，使教育事业走上全面依法治教的轨道。
二、制定《教育法》的宗旨及指导思想
作为一部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密切相关的法律，《教育法》的立法宗旨是“为了发展教育事业，提高全民族的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教育法》制定和实施的指导思想，就是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全面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落实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保障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全面推进依法治教。
三、《教育法》的立法基础
《教育法》的起草历时十年。在起草过程中，贯彻了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相结合、专门起草班子的工作与专家学者的咨询相结合、总结教育改革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与分析借鉴国外教育立法有益经验相结合的起草工作原则。
这部重要的基本法律是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各民主党派、教育界及其他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支持，各部门密切配合协调，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下制定的，充分体现了教育立法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以及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原则，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反映了全党、全社会发展教育事业的共同意志。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以及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推进，制定和颁布《教育法》的时机日趋成熟。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为《教育法》的制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科学指南。《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的颁布，明确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方向。特别是《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发布，明确了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方向、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等大政方针，为《教育法》的制定提供了坚实的政策基础。去年，党中央、国务院又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动员全党全社会认真实施《纲要》，进一步落实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形成了全社会关心和支持教育事业的良好社会环境。这些都为《教育法》的出台，奠定了良好的立法基础。
由于《教育法》是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制定的，这给《教育法》的制定带来了一定难度。通过把立法的规范性与导向性相结合，较好地克服了这一矛盾。教育发展中面临的各种难题的解决，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不是一年半载能够完成的。一些问题可以在《教育法》的原则指导下，在执行过程中进一步解决；一些问题在《教育法》实施若干年后，可以通过必要的修改和补充来解决。
四、《教育法》的法律地位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提出要“加快教育法制建设，建立和完善执法监督系统，逐步走上依法治教的轨道”，“要抓紧草拟基本的教育法律、法规和当前急需的教育法律、法规，争取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教育法律、法规体系的框架”。实现这一目标，最关键的就是要制定一部涉及教育改革和发展全局、全面规范和调整各类教育关系的《教育法》。
《教育法》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这部法律，在我国教育法规体系中处于“母法”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权威。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教育法》是宪法之下的国家基本法律之一，其他单行教育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都要以《教育法》为基本依据，不得与《教育法》确立的原则和规范相违背。在此基础上，还要抓紧制定《高等教育法》、《职业教育法》等一批教育法律、法规，并使之形成协调一致、层次有序、完整统一的教育法规体系。
五、《教育法》的主要特点
一是全面性与针对性相结合。《教育法》作为教育领域的基本法，要为其他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制定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这就要求《教育法》的内容尽可能全面，把应当纳入法律调整范围的重要事项，如教育的性质、地位、方针、基本原则、管理体制、基本制度、教育投入、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法律责任等，作全面的规定。同时，《教育法》也针对当前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突出问题，如德育工作、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教育经费在预算中单独列项等，有针对性地进行了规定。
二是规范性和导向性相结合。《教育法》把4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熟经验，通过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如教育管理体制中的分级管理、分工负责，学校法人地位及自主权，以财政拨款为主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体制等，巩固了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同时，《教育法》也把符合教育改革和发展方向，但还有待进一步实践和探索的问题，如终身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完善，运用金融和信贷手段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外合作办学等做出了导向性的规定，通过法律手段来保障和推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三是原则性和可操作性相结合。《教育法》作为教育的基本法，只能对我国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全局性的重大问题做出原则规定，教育工作中的许多具体问题则要通过制定配套法规加以规范，但同时也注意了可操作性，特别是明确了违反《教育法》的法律责任、处罚形式和执法机关，使《教育法》的实施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六、实施《教育法》与贯彻《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关系
实施《教育法》，要注意处理好与贯彻《纲要》的关系。《纲要》是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用于指导我国90年代乃至下个世纪初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它确定的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原则、目标、战略、指导方针和许多重大政策措施，是制定《教育法》的政策基础，直接指导了《教育法》的制定。《教育法》是将《纲要》提出的重大原则和政策措施加以规范化，充分体现了《纲要》的精神，二者在主要内容上是一致的，在实施上也是相辅相成的。《纲要》及其实施意见对我国教育工作发挥着全面的、根本的指导作用，《教育法》则为我国实行依法治教发挥着规范作用和强制作用。在依法治教的过程中，既要认真贯彻实施《教育法》，严格依法办事，也要充分发挥《纲要》及其实施意见的指导作用，二者不可偏废。
七、《教育法》若干问题的说明
1．关于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第三条）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是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根本保证，也是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中体现。为此，《教育法》规定：“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这里规定的“遵循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就是指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教育法》第三十条还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举办者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其所举办的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体制。”这为加强和改善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在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地位和作用，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
2．关于教育方针的表述（第五条）
在《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和完整表述我国的教育方针，是教育界及社会各界的普遍愿望。对于教育方针如何表述，各界人士也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设性意见。《教育法》根据宪法的有关规定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精神，综合研究了各方面的意见，对教育方针作了完整的表述。与《纲要》的提法相比，在“德、智、体”之后增加了“等方面”，这样既保持了德智体在全面发展中的突出地位，又包含了美育、劳动教育等方面的要求，并为其提供了必要的法律依据。教育方针中所说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理解为是我国教育培养目标的相互紧密联系的两个方面，二者是统一的，不应把二者割裂、对立起来。
3．关于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第八条）
实行宗教与教育相分离，是根据宪法有关宗教信仰问题的条款，以及在我国教育工作中正确处理宗教问题的有关政策而制定的。宪法第三十六条规定：“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教育法》确立的教育与宗教相分离的原则，主要是指国民教育领域的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师和其他教育工作者应当尊重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不得以是否信仰宗教作为入学条件之一；学校和教师有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宣传无神论的权利和义务，但不得强迫学生和其他受教育者不信仰宗教，更不能强迫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信仰某种宗教或宗教的某一教派；任何宗教组织和个人不得招收应当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当喇嘛、和尚，不得干预学校进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及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不得在学校进行传播宗教的活动和举行宗教仪式，也不得利用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灌输宗教思想，发展信徒等。
4．关于公民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原则（第九条）
公民受教育机会平等的原则，是根据我国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借鉴国外教育立法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确立的一项重要的教育基本原则。国家帮助和扶持各少数民族地区、边远贫困地区发展教育事业，扶持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保护女子在受教育方面的平等权利，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等，都体现了公民受教育机会平等原则的要求。公民受教育机会平等原则的贯彻，还需要根据各级各类教育和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情况，在有关的教育法律、法规和规章中具体加以规定。
5．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第二十五条）
此项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教育活动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针对有些单位和个人通过办学获取利润的行为而制定的。以营利为目的办学，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神圣事业变为赚钱牟利的手段，这是不能容忍的。不得以营利为办学目的，并不是说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不可从事经营性活动并获得收益，而是指这些收益应当用于学校的办学活动，不得作为投资利润按办学资金的份额分配给参与办学的单位和个人。在不以营利为目的办学前提下，国家采取措施，保护办学者的办学积极性及其合法权益。
6．关于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章程（第二十六条）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章程是指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为了实现正常运行，对其办学宗旨、管理体制、财务活动等基本的、重大的问题，做出全面规定而形成的自律性基本文件，是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自主管理的基本依据。规定章程制度，是落实学校自主权、促使学校建立和完善自主办学、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机制的重要保证，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的必然要求，也有利于政府及其有关行政部门加强对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管理和监督。
7．教师合法权益的保护和教育职员制度（第四章）
有关教师的权利义务、教师合法权益的保护、教师队伍建设等问题在《教师法》中都作了较详尽的规定，为避免重复，在《教育法》中只作了原则规定，有关教师合法权益的保护，应在《教育法》的规范下，按照《教师法》的规定执行。
教育职员制度是关于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专门从事学校管理工作人员的人事制度。教育职员制度的建立，有利于调动学校教育教学管理人员的积极性，鼓励他们钻研管理科学，提高教育教学管理水平，成为教育教学管理的专家；有利于对学校内部的人员实行分类管理。根据《教育法》的这一规定，将逐步建立适应教育教学管理需要的、具有激励机制的教育职员制度。
8．受教育者的权益保护（第五章）
受教育权是我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切实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是《教育法》的重要任务之一。《教育法》第一次较全面地规定了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特别是规定了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的申诉权和诉讼权。这对保护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意义。在具体实施上，受教育者对于学校根据规章制度作出的处分决定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一般不通过诉讼解决。对于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可以提起诉讼，也可以通过提出申诉解决。
9．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第五十四条）
《教育法》规定了“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这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要逐步提高国家教育财政性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的要求是一致的。《教育法》规定了“具体比例和实施步骤由国务院规定”。这就为国务院在《纲要》规定的期限内达到规定的比例，提供了法律上的依据。
10．教育经费支出在各级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第五十五条）
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使教育经费在各级财政预算中单独列项，对于各级政府保证和增加对教育的投入，解决挤占、挪用教育经费、拖欠教师工资等实际问题，加强教育部门对教育事业统筹规划和协调管理的能力，提高教育经费的透明度，便于人大对教育经费投入和使用的监督，提高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11．地方教育附加费的开征（第五十七条）
由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不同，为了使地方人民政府能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筹措教育经费，增加地方人民政府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内教育事业发展的能力，《教育法》规定，在国务院统一规定的教育费附加之处，省级人民政府可以开征其他的地方教育附加费。但开征地方教育附加费应当符合法律规范，一是只有省级人民政府才有权决定开征地方教育附加费。二是省级人民政府要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开征，不能随意开征。国务院将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开征地方教育附加费的范围和幅度做出规定。三是开征的教育附加费必须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
12．农村教育集资（第五十九条）
到本世纪末，为实现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我国中小学学生人数将增加近2500万，其中绝大多数在农村地区，需要修建大量的校舍，而目前我国中小学仍然有1600万平方米的危房急需改建。仅靠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无法满足这方面的需要。近年来，通过教育集资，对于改善办学条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此，《教育法》对农村教育集资作了相应的规定，明确农村教育集资必须遵循自愿、量力的原则，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在使用上，只能用于实施义务教育学校的危房改造和修缮、新建校舍，不得挪作他用。挪用教育集资款的，将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13．境外组织和个人来华办学和合作办学（第八十三条）
中外合作办学是我国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在维护我国主权的前提下，中外合作办学对于扩大对外教育交流与合作、借鉴境外先进的教育管理经验、促进国内教育结构和专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具有积极的意义。为了便利在华工作的外籍人员子女就学，促进中外教育交流与合作，我国允许境外组织和个人在华设立实施中等以下教育的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允许境外组织和个人与我国教育机构合作办学。国家教委已发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暂行规定》，并将制定《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管理暂行办法》，通过实施积累经验后，再由国务院发布正式的行政法规。
14．关于教育法律责任与教育执法监督
教育执法和执法监督是教育法制工作急待加强和完善的重要环节。为了保障《教育法》的顺利实施，加强和改进教育执法和执法监督，《教育法》对教育活动中的违法行为分别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并明确了有关机关的执法责任。在实际工作中，还需要研究建立、健全教育纠纷的调解、仲裁制度，完善教育执法监督制度，依法处理日益增多的各种教育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保证教育法律、法规的贯彻执行，促进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八、关于《教育法》新闻宣传工作的要求
《教育法》的宣传工作，要注意同《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宣传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纲要》与《教育法》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纲要》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纲领，而《教育法》是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法律保障。要针对社会上对《教育法》和《纲要》的关系可能产生的误解，如认为《教育法》比《纲要》退步等，宣传二者相互促进、互为补充的协调关系。
《教育法》的宣传，要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引导大家从积极的方面来理解《教育法》的有关规定。对于曾经在审议过程中引起较大争议的问题，如教育方针、教育投入等，不要纠缠于进一步探讨如何规定可能更好，而是要着重于全面正确地理解和坚决贯彻实施《教育法》的有关规定。
《教育法》的宣传，要突出贯彻实施《教育法》是各级政府、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尤其是各级政府有关部门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而不能仅仅看作是教育部门的责任。要通过报道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贯彻实施《教育法》的先进典型和经验，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使《教育法》的贯彻执行与解决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难点、热点问题结合起来，推动《教育法》的学习和贯彻。
《教育法》的宣传，要广泛报道各地全面实行依法治教的先进经验和有效措施，尤其要结合教育执法中违反《教育法》的大案、要案的处理，宣传《教育法》的可操作性和各地加强教育执法的具体措施，以及在教育执法队伍和执法制度建设方面的成功经验，在教育领域形成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的全面依法治教的新局面。


近现代湖南法制思想昭示的吏治思路
——读《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后感
汪东升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北京 100872）

近代以来，在湘楚文化中尤其是以政治法制文化最为精要，这与近代魏源、曾国藩等人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有莫大关联。为了展现近代以来湘籍思想家们的法制思想，由湖南工业大学法学院院长张兆凯教授领衔的学术团队，对湖湘近代代表人物的法制思想展开了系统研究，形成了《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近现代湖南人的法制思想与法治理念》专著一部。仔细品读之下，乃为湘籍思想家的法制思想和法治理念所折服，书中以年代为线索，依次列举了近代、清末民初、共产党人及当代的著名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学家与法制有关的真知灼见，有些思想理念对当下的法制建设仍有借鉴意义。作为一本研究湘楚之地思想家法制思想的专著，该书全景式展现了湘籍思想家关于近代法制的睿智思想，其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的人物众多，思想论述详实，将不同人物的法制思想展现得淋漓尽致，为后人研究湘籍思想家近代法制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湖南近现代法制思想史论》中众多湘籍思想家都提到的治国治吏思想引起了我们的深思。湘籍思想家的吏治思想为当下治理贪腐，建立廉政吏治提供一些有益的经验和理论支持。在民主与法治的时代背景下，结合湘籍思想家们关于官吏治理的有关理论言说，我们有必要提出当下官吏治理的十二字方针：“选得好，用得上，看得住，有保障”。
一、选得好
官吏的任用很重要，中国政治体制中一直推崇贤人治理，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选择良吏，剔除庸吏和恶吏就显得更加重要。清末推崇洋务运动的思想家郭嵩焘就十分强调慎选官吏。他明确指出：“天下之治乱在乎用人之当否。所用贤，则纲纪振饬，法度修明，虽乱世亦可以为治；所用非贤，则纲纪倒置，法度废弛，虽平世亦可以致乱。”并提出了“不以言貌取，不以资格拘，不以人地限”以真才实学作为用人的唯一标准。
古代，选择官吏的制度有很多，如察举制、科举制、九品中正制等等，但自唐以来，确立为主要选取官吏制度的是科举制度。虽然到了明代后科举制度日渐僵化，但其在中国政治体制中的作用和贡献不能抹杀。这一制度给底层平民保留了一定的上升通道，在历朝历代都为国家选取了治国之才，至少可以说是精通儒家学说的人才。
今日，我国官吏选取制度大体来看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公务员考试进入，另一类是通过选举进入，前一类适用于底层公务员，后一类适用于领导岗位。当然，其实还有一些其他形式，如交流任用，但这些不是主流。故在考虑如何选取良吏的时候，一定要设计好这两个进入公务员的通道，要适当扩大吸收底层人士进入公务员队伍，只有这样才能扩大执政党的群众基础，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选取良吏也需要一定的标准，自古以来德才兼备就是官吏任用的最好标尺。有才而无德的人很危险，一旦权力在手就有可能做出损公肥私的事情；有德无才的人很容易早就庸官群体，不利于社会的整体进步和改革创新。故对于德才兼备的人不妨破格提拔，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将有才能的人补充到我们的干部队伍中，才能不断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保持执政党的先进性。
二、用得上
选取良吏进入公务员队伍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好的制度能够塑造人，坏的制度能毁灭人。在公务员的使用上，也要遵循现代人事管理规律，做到取其才，用其才，尽其才。否则就会导致人力资源的重大浪费，也会导致公务员队伍里人浮于事，庸人当道，而有才能者不得发挥。清末名臣曾国藩很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他认为吏治好坏的关键首先是选人用人，吏治败坏的原因主要是人才缺乏，无才可用，才导致庸才劣才充塞官位。曾国藩主张“广收慎用、因量器使”的用人原则。他认为无论才之大小，不分地域，不拘身份，只要有才，都可以广泛搜罗，以期人才云集；在广收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知人善用，要因量器使，用其所长，去其所短，充分发挥其特长。好的人才一旦选入干部队伍，就应该赋予任务，加强人才队伍锻炼，发挥个人创造积极性，明确责任和考核，真正做到权责明确，奖罚分明。
与此同时，要充分考虑到公务员个人晋升的需要，要任人唯贤，建立一套能够使能者上，劣者下的官吏晋升制度。这对发挥整个干部队伍积极性和创造性具有极大作用。“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这句话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是因为它表明了人不断追求进步的进取之心，是人类创造力的源泉。在公务员队伍里，经常听到类似于“天花板”现象的诉说，这种现象说明我们的干部晋升制度还不够完善，没有人尽其用。这也导致了在每次换届时很多官员压力都很大，拼命走穴找关系，寻求突破晋升。毕竟很多情况下职位是有限的，而一旦失败没有晋升希望时，我们的干部就会自暴自弃，选择混日子或者赶紧权力寻租，出现了所谓了“59岁”现象。这也就提示我们在干部任用上不但要选对人，而且要给予晋升的机会，至少要设置一套公正、公开、透明的晋升体制。现代管理之父彼得•德鲁克曾告诫我们，任何人都会晋升到其不适合的岗位，而对此我们唯一的处理方式是加强学习和培训，以适应新的岗位需求。因此，干部晋升之后，一定要注重培养人才，加强干部队伍素质建设，是否注重人才培养关系到国家的盛衰。
三、看得住
在赋予官吏权力的同时，也要强调制度监管和约束，不能放任权力滥用。因此，我们应当重视权力运行中的官吏治理，要对干部进行考察，建立一整套的考核制度，按照考核结果予以奖惩。赏罚必须严明，做到能者赏，劣者罚，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和调动官吏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会导致绝对的腐败。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是最高权力的唯一源泉，人民将最高权力赋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人大统一行使最高权力，产生其他国家机构。这种政治体制的好处在于体现人民主权，实现中央集权，但在具体国家机构设置时，没有像西方国家三权分立模式下的分权制衡，容易导致了权力监督涣散，从而形成了无监督的权力，导致权力滥用而伤及民生国本。由此可见，对官员的监察和对权力运用的监督在我国官吏治理中显得十分重要。
在政治体制中，官大一级压死人，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作用是比较容易实现的，因此我们可以赋予上级对下级更广泛的监督权。赋予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对上级监督过失责任，我们也要严加追究。大思想家王夫之就强调严于治上官，反对“严下吏之贪，而不问上官”的错误做法。他认为任何时代下级官吏之所以贪贿成风，根子往往是在上面，是由于上级官吏失职或贪赃枉法的结果。如果只惩办下官，而对上级官吏放纵不管，这是亡国之道。王夫之认为，实际情况看，下吏之贪往往与上官的包庇纵容、相互勾结直接联系，下吏充当着上官的“鹰犬”。而事发后，由于上官隐藏在背后，受到法律惩罚的往往只是下吏，上官们都可以肆无忌惮地中饱私囊，又可以逍遥法外。王夫之“严于治上官”的思想在当今的吏治治理中依然有其实践意义，上级监督过失的责任观念应当树立起来，配合着引咎辞职制度，也许能发挥其现代功效。
权力监督模式除了上级监督以外，还可以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走群众路线，将人民监督纳入权力监督体系。当年毛主席在延安回答黄炎培先生提出的“如何跳出王朝兴衰周期律”一问时也强调了人民群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很早就提醒我们注意“党从被压迫、被屠杀、被围剿的地位，转到了执政党的地位这个根本变化”。他认为“到了执政以后的今天，党控制着一切资源，也就控制着人民群众的生命线，官员们就以为可以用强迫命令来迫使人民群众就范、服从，而无须用说服、教育来吸引人民群众，社会上又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执政党的行为。因此就越来越脱离群众，越来越脱离实际，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茁壮成长”起来，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这些警示的话语在今天的有些地方、有些官员身上不幸应验，他们公然叫嚣“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这一现象的出现，提醒我们人民群众监督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不能在与人民群众对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四、有保障
官吏作为人民公仆，在全心全意服务人民群众的同时，也应该得到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奖励。这样做既是对人民公仆工作的认可和激励，也是预防腐败和权力寻租的良方。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民也越来越富裕，出现了不少的富裕阶层，与他们相比现在我们国家公务员工资其实并不高，这也就造成了很多官员心里失衡，动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福利，搞创收。还有就是前面提到的“59岁”现象，矜矜业业一辈子到了退休年龄，为了自己“退休后的幸福生活”，选择铤而走险捞一把。这些现象都值得我们去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驱使着他们不顾党纪国法，走向了犯罪的道路？当然，个人的贪欲是一个很大因素，但除了个人因素，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吏治制度就没有一点责任吗？在贫富分化急速扩大，价值观多元的这个时代，手中掌握权力的官员们很容易被金钱所腐蚀，加上现在的公务员基本工资不高的情况下，就更为有些人提供了贪腐的借口和理由。想要遏制这一势头，完善吏治治理，除了加强权力运行中的监督和思想教育以外，还得加快制度建设，解除公务员物质上的后顾之忧。
在经济可承受水平范围内，可以借鉴国外有关做法，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实现公务员工资的阳光化、透明化、公开化，取消一切隐形福利，在参考当地工资收入的基础上，大幅提高公务员工资，保障其富裕的物质生活，解放公务员身心，让其全力投入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当中。建议将公务员工资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作为工资按月发放，另一部分作为公务员退休后的养老金和廉政奖励，于公务员退休后发放。并用立法的形式加以确立，规定如果公务员因贪腐或渎职犯罪的，可以没收部分或者全部退休后的养老金和廉政奖励。如果在现代吏治治理过程中，多一些这样的制度设置，应该能从很大程度上改善吏治环境，实现廉政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