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开展建筑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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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


关于发布修订的《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的通知

（2010）华夏奖字第001号


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做好华夏奖奖励工作，保证华夏奖评审质量，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审议并通过了修订的《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励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励办法》（2009年修订版）


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
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励办法
（2009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充分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表彰和鼓励为技术进步做出突出贡献的公民和组织，设立华夏建设科学技术奖（以下简称华夏奖）。

　　第二条　为保证华夏奖评审质量，根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和《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结合住房城乡建设领域技术创新特点，制定本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三条　华夏奖奖励原则是，鼓励科技创新、推动科技进步、提升技术水平、培养科技人才，坚持公开、公正、公平。

　　第四条　华夏奖由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发起，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共同设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发展促进中心负责具体承办。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为加强对华夏奖的管理，设立华夏奖奖励委员会（以下简称奖励委员会）、华夏奖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审委员会）和专业评审组。

　　第六条　华夏奖奖励采取单位推荐、专业评审组初评、评审委员会评审、奖励委员会审定和公示授予制度。

　　第七条　奖励委员会由设奖者、奖励资金捐赠者、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知名专家、学者和管理部门有关人员等组成。奖励委员会9～13人，设主任1人，副主任2～4人，秘书长1人，专家、学者占60％以上。

　　奖励委员会下设办公室（以下简称华夏奖励办）负责研究制定和修改华夏奖量化的评价指标体系报奖励委员会批准执行，并负责日常组织与管理工作。

　　第八条　奖励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组建评审委员会；

　　二、审定评审委员会的评审结果；

　　三、对华夏奖的推荐、评审和异议处理工作进行监督和管理；

　　四、为完善科技奖励工作提供政策性意见和建议；

　　五、研究、解决奖励工作中出现的其他重要问题。

　　第九条　评审委员会由高校、科研单位、企业等机构的业内知名专家和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25～30人，设主任1人，副主任2人，委员若干人。

　　评审委员会每届任期3年，连任一般不超过2届。参加评审的评审委员会委员每年按20%的比例轮换，并从住房城乡建设部专家委员会中随机选定。

　　第十条　评审委员会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推荐项目的评审；

　　二、向奖励委员会报告评审结果；

　　三、对评审工作中出现的有关问题进行处理；

　　四、为完善科技奖励工作提供咨询意见。

　　第十一条　评审委员会下设建筑工程、城市建设、城乡规划、标准规范、建设机械、智能信息、软科学等专业评审组。

　　专业评审组设组长1人，副组长1～2人，组员多人，组长原则上由评审委员会委员担任。组员由华夏奖励办根据当年华夏奖推荐项目的具体情况，从部专家委员会随机选择具备条件的专家，报奖励委员会批准，且每年按30%的比例轮换。

　　第十二条　专业评审组的主要职责：

　　一、负责华夏奖推荐项目的初评；

　　二、按评审标准和获奖名额向评审委员会推荐获奖项目；

　　三、对华夏奖初评工作中出现的有关问题进行处理；

　　四、为完善科技奖励工作提供咨询意见。

　　对一些学科性强的项目，采取特邀专家的方式组织评审。

　　

第三章　奖励范围和条件

　　

　　第十三条　华夏奖奖励范围包括住房城乡建设领域城乡规划、城市建设、村镇建设、工程建设、建筑业、房地产业、工程勘察设计咨询业、市政公用事业等行业。

　　第十四条　华夏奖奖励范围包括：

　　一、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新材料、智能化管理、计算机软件等科技成果；

　　二、引进、消化、吸收后进一步开发应用的国外先进技术和工艺；

　　三、为行业服务的标准、规范、科技信息、科技档案等科技基础性研究成果；

　　四、为支撑决策科学化与管理现代化服务的软科学研究成果；

　　五、有组织有措施进行大规模推广应用的科技成果；

　　六、采用技术创新成果完成的重大工程项目。

　　第十五条　申报华夏奖的项目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在技术（或方法）上有重要创新，技术难度较大，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和关键问题，总体技术水平和技术经济指标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二、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显著，并经过2年以上（含2年）较大规模的推广应用，取得明显效益。

　　三、成果转化程度高，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和推广应用价值，对提高行业或技术领域的技术含量，推动行业或技术领域科技进步作用明显。

　　第十六条　申报华夏奖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和个人应满足以下条件：

　　一、主要完成单位应当是在国内注册的独立法人；

　　二、主要完成单位应当在项目研制、开发、投产和推广应用过程中提供重要的技术、设备和人员等条件，对项目的完成起到关键的组织、管理和协调作用；

　　三、主要完成人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一）在项目总体技术方案的设计中做出重要贡献；

　　（二）在关键技术和疑难问题解决过程中做出重要技术创新；

　　（三）在成果转化和推广应用过程中做出突出贡献。

　　

第四章　推荐和受理

　　

　　第十七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住房城乡建设厅（建委、建设交通委），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直属单位及所属学、协会，国资委管理的有关企业，有关大专院校可作为申报华夏奖项目的推荐单位。

　　第十八条　推荐单位应对推荐项目进行认真审查，填写由奖励委员会统一格式的推荐书，提出推荐意见和奖励等级建议，并加盖公章。

　　第十九条　推荐单位提供的证明材料（推荐书附件）应当完整、真实、可靠，并说明推荐项目的主要创新点、社会与经济效益分析、第三方评价意见、学术及专利技术等情况。

　　第二十条　项目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的数额，按照相应的奖励等级推荐。

　　第二十一条　两个或两个以上单位共同完成的项目，由项目主持单位或第一完成单位与其他完成单位协商一致后，共同向推荐单位申报。

　　第二十二条　推荐项目必须无知识产权争议。有争议的项目需于推荐前得到妥善解决。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推荐项目不予受理：

　　一、已获得国家或省部级科技奖励的；

　　二、同时推荐省、自治区、直辖市科技奖的（应择一推荐）；

　　三、不符合华夏奖奖励范围和条件的；

　　四、项目未通过验收（评估）或验收（评估）不满一年（软件类六个月）的；

　　五、推荐书及其附件材料不齐全或未按要求填写的。

　　

第五章　评审标准和程序

　　

　　第二十四条　华夏奖每年评审一次，设立四个奖励等级。评定标准如下：

　　一、在关键技术或系统集成上有重大技术创新，技术难度大，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或超过国际同类技术先进水平的；推广应用、产业化程度高，取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对行业技术进步起到重大推动作用的，可评为特等奖。

　　二、在关键技术或系统集成上有较大技术创新，技术难度大，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内同类技术领先水平的；推广应用、产业化程度较高，取得显著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对行业技术进步起到较大推动作用的，可评为一等奖。

　　三、在关键技术或系统集成上有较大技术创新，技术难度较大，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内同类技术先进水平的；推广应用、产业化程度较高，取得较大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对行业技术进步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可评为二等奖。

　　四、在关键技术上有创新，有技术难度，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达到国内同类技术先进水平的；通过推广应用，取得一定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对行业技术进步起到一定推动作用的，可评为三等奖。

　　第二十五条 获得二等奖以上的项目，可作为住房城乡建设部的备选项目，由其推荐参加国家科学技术奖评审。

　　第二十六条 华夏奖励办负责推荐项目的形式审查。形式审查合格的，提交相应的专业评审组进行初评。

　　初评采取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网络评审与会议评审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记名、限额投票产生评审结果。

　　第二十七条　通过初评的项目，提交评审委员会进行评审。

　　第二十八条 评审委员会采取网络评审与会议评审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记名投票产生评审结果。二等奖以上项目需经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到会评委表决通过，三等奖项目需经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到会评委表决通过。

　　第二十九条　奖励委员会以会议方式对评审结果进行审定，且应有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的委员参加的表决结果方为有效。

　　第三十条　奖励委员会审定的推荐授奖项目，通过有关网站和刊物向社会公示，公示期30天。

　　第三十一条　对于缓评项目，华夏奖励办及时将缓评理由书面通知推荐单位，经充分补充完善材料后，可在两年内向奖励办申请复评。

　　第三十二条　奖励评审实行回避制度，与被评审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主要完成人有利益关系的评委不参与该项目的评审。

　　第三十三条　奖励委员会、评审委员会及专业评审组的成员和相关工作人员，应当对评审项目的技术内容及评审情况严格保密。

　　

第六章　异议和处罚

　　

　　第三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示的项目持有异议，应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实名向华夏奖励办提出异议，说明原因，并提供必要的证明原件。

　　第三十五条　异议分为实质性异议和非实质性异议。凡对项目的创新性、先进性、实用性，以及推荐书填写内容不实提出的异议为实质性异议；对完成人、完成单位及其排序的异议，为非实质性异议。对评审等级的意见，不属异议范围。

　　第三十六条　实质性异议，由华夏奖励办负责协调解决，必要时组织评审委员会进行调查，提出处理意见。相关单位和个人要积极配合。非实质性异议由推荐单位负责协调解决。

　　第三十七条　授奖项目如有剽窃、弄虚作假等重大问题，经查实后，在媒体上公布撤消其奖励，追回奖状、证书和奖金，并视情节取消其一定时期内单位和个人申报获奖项目的资格。

　　

第七章　批准和授予

　　

　　第三十八条　奖励委员会对公示期结束后没有异议的推荐获奖项目批准并公告。

　　第三十九条　获奖项目奖励的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完成人的名额为：特等奖授奖人数不超过20人，授奖单位不超过12个；一等奖授奖人数不超过15人，授奖单位不超过10个；二等奖授奖人数不超过12人，授奖单位不超过8个；三等奖授奖人数不超过8人，授奖单位不超过5个。

　　第四十条　奖励委员会向授奖项目的单位和个人分别颁发奖状、证书和奖金。

　　

第八章　监督和处罚

　　

　　第四十一条　华夏奖接受国家科技部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的管理和考核，接受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科技主管部门的指导，并向其报告申报项目、评审和异议处理等工作。

　　第四十二条　华夏奖接受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评审和异议处理中存在的问题，都可向奖励委员会或住房城乡建设行业科技主管部门举报或投诉。

　　第四十三条　华夏奖实行评审信誉制度，信誉记录作为选定评审委员会和专业评审组委员人选的重要依据。

　　第四十四条　参与奖励评审组织工作的人员在评审活动中弄虚作假、循私舞弊的，由奖励委员会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分。

　　

第九章　附则

　　

　　第四十五条　本办法自2010年3月1日起实行。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由奖励委员会负责解释。


行政权力、个人自由与行政听证

【内容摘要】行政听证的目的在于弄清事实，发现真相，其核心是质证，即“给予当事人就重要事实表示意见的机会”；其本质是公民运用法定权利抵抗行政机关可能的不当行政行为，并缩小公民和机关之间因为地位不对等所造成的巨大反差。行政听证制度已经成为现代行政程序法中的核心制度，建立并完善这一制度对于保障公民权利，实现社会公正，保证依法行政，保护个人自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行政听证程序 行政权力 个人自由 自然公正


【The summary】 The purpose of administrative hearing lies in clarifying the fact, find the truth, its core is cross-examination, namely " offer parties to express the chance of the suggestion on the important fact "; Its essence is that a citizen uses the legal right to resist the possible improper administrative behavior of administrative organ, narrow because the reciprocity enormous contrast caused of the status between the citizen and organ.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hearing has already become the key system in the law of modern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 setting up and improving this system for ensuring citizen's right, it is just to realize the society, guarantee to administer the state according to law, protect individual freedom, there are very important meanings.
【The keyword】 Administrative hearing procedure Administrative power Individual freedom Just naturally


在读者读这篇文章之前，作者有必要声明本文试图用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有关知识，粗线条的勾画出行政听证制度为限制行政权力的高速膨胀以及捍卫个人自由而存在之必要性，而非对当代中国的行政听证制度作以具体的考量。因此，本文看起来更像是一篇政治学论文，而非法学论文。

首先，我认为有必要对听证制度是如何导入行政领域的以及行政权力的扩张而对原有的行政听证制度的影响?

“听证”一词原指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应听取双方当事人的意见的制度，它最初是用于司法裁判权的行使，使司法审判的一项重要内容，后来听证制度得到扩张并且首先被移植于立法领域，形成了立法的听证制度，它是指立法机关为制定出适度、可行、科学的法律法规，一方面要听取大众的意见，“须听取公众的声音”，是法律法规能够反映并维护公意；另一方面，立法者不会总是全能全知的，在具体问题上肯定会有学识上、经验上的不足，这就要借助于该方面的专业人士的意见，防止“片面立法”和“立片面之法”的局面出现，在后来随着行政权的扩张，听证制度被广泛应用于行政领域，形成了行政听证制度，它是指行政机关在依行政职权做出对行政相对人或公众权利、义务有影响的行政行为之前，必须就该问题听取利害关系人或公众意见的一种程序性制度。但在当代，行政权力通过立法机关（代议机关）的立法授权而扩张，并因此而获得对部分社会关系予以调整的立法权以及对部分民事纠纷予以裁决的准司法权。这使得原有的行政听证制度也发生相应的影响，即原有的行政听证制度由单一的执法听证转变成为，实质包括行政执法听证、行政立法听证、行政司法听证。其中行政立法听证应参照立法听证，即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时也应听取公众或该方面精英的意见；而行政执法听证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相对人做出具体行政行为之前，必须听取当事人的意见，以避免行政机关的恣意独断，以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其次，作者认为有必要对行政权力的现状予以说明。我们不得不承认，行政权力正在侵蚀我们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民主基础，它由于自身的巨大危险特征以及在特定情况下立法机关对于其授权，使他能够快速膨胀。当行政权对立法权、司法权的入侵，我们麻木，甚至淡然处之。但我们必须明白，行政权力的扩张必然会对我们的自由空间造成挤压，这就意味着我们个人空间的减少。放纵行政权的扩张，便意味着我们自己给自己头上放了一把利剑！我们该何去何从？ 限制行政权已经成为当务之急！行政听证制度或许能帮上我们这个忙！ （当然，行政听证制度并不是约束行政权的唯一途径，但它却是适用于行政管理的全过程的一种程序）

接下来我们会对行政听证制度在行政立法领域是如何捍卫个人自由而防止行政权力之恶意侵犯的而予以讨论：

在陈述这个问题之前，我认为有必要对代议制的恶予以批判，因为从某种程度而言，代议制度要对行政权扩张负责。
在现代国家，人们便帮公意，人们透过群体决策这种最能表达公意的方式而行使立法权，并形成一种制度。这便是代议制，中国也不例外，这是迄今为止为政治家创造的（在一些国家是自生自发声生成的）最优秀的组建政府和政府运作模式。这样地模式是建构在卢梭的人民主权说之上的。该学说认为，主权在民，政府权力来自人民，该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否则人民可以废除，改变政党，罢免官吏，而人民通过选举代表以实现对国家的治理。因此，代表（议员）是公众的代理人，要根据后者的意见行事，即使自己与公众的意见相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事情改变了，正如有一个经济学类似的例子: 在现代公司治理结构下，股东对经理层影响日益衰微，这是因为随着股东的多元化，经理们多代表的股东越多，经理的自由裁量权越大。在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在代议制中发生的情况与公司的情况类似。单个民主选举已经难以实现对于代表的监督了，这就让我们对此产生怀疑：通过代议制的代议机关制定出的法律究竟是维护多数人利益的还是代表们为少数人的私欲而制定的？ 是某次代议制的会议中的某个多数派的意见还是已经倾听过公众们的声音？它是否代表民意？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公意？更要命的是由代议机关通过的这样的法律却在我们的生活中的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说我们是法制社会毋宁说我们是被法律统治的社会。个人自由与强制约来越多的取决于立法。但在选民与代表之间的联系已经出现一定程度上的裂痕的情况下，立法者们如何保证这部法律的公正？于是，出现这样的事实：政府官员们的权利不断扩大总是与我们代议机关通过的这些法律有关。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有二：其一是行政权自身具有危险性，它无时无刻的梦想扩张，但立法权、司法权甚至与公众对它的监督，使他无从下手。所以他需要一个合理合法的理由去作为旗帜进行扩张，而脱离了公意的代议制（此时它是缺乏甚至无监督的）使他有机可乘，于是他对于立法机关的诉求日益增多；其二十代议机关的本身的立法活动仅仅依据的某次代议会议中占多数人的意见而进行，公意被弃之不顾，，这也就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对行政机关给与授权而对公众是否同意在所不问。此种授权往往是满足立法、行政二司之私欲而又危害个人自由的，当这种授权发展到登峰造极便是立法者通过授权而将部分立法权给与行政机关形成立法权。行政机关对于行政权力的随意授权算是越权渎职，那么立法机关对于立法权力的随意让渡算是什么？但我知道，有了立法权以后的行政机关将会更加可怕，因为它们有了使自己行政行为合法化的“净化器”，事前动用行政立法使之合法化，然后可以为所欲为。并且行政机关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它们只有一个出发点:动用自己职权有效而便利的管理这个社会，除此之外，他们不会考虑其他，它们比立法者更可怕，因为即使是立法者也要遵守制定法律的程序（立法法），而行政机关通常无所顾及。
行政立法专断产生了，它的产生，便同时意味着我们个人自由被置于危险的境地。“对于个人自由而言，最大的敌人莫过于政府。政府每多进一寸，我们的个人自由空间将萎缩一丈”[1]。

那我们该如何防止这种行政立法专断局面的出现呢?从长远来看，应该将行政权对立法权的侵蚀予以禁止（虽然这点争议很大）。单从短期来看，行政立法听证制度是现阶段最佳的限制行政权对立法权戕害的应急方案。建立行政立法听证制度可使公意得到充分而直接的表达，实现行政立法民主。它实质上使行政立法机关与公众之间有了一种思想互动，使社会各个阶层的利益诉求得以倾听，有效的防治行政立法专断，实现了行政立法制度的公开化、透明化、使得行政机关听取民意后以便于全面的准确的使各种人民利益诉求在行政立法中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更重要的事：它使这种约束行政立法权的思想得以法律化，迫使行政机关予以遵守，我称之为“给利斯坦安上笼头”。[2]

接下来，我们有必要对于行政听证制度在行政执法当中的作用予以阐述（主要是如何减少公共稀缺资源的浪费）。

行政制法领域或许是公共资源稀缺资源浪费最为严重的地方，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种原因是与行政权力入侵司法权的原因是一样的，那就是行政权自身所具有的危险性。它的易扩张性和侵犯性也是造成行政权拥有一部分司法权的重要原因之一。当然，这只是一部分客观原因，在这里作者想要通过考任、聘任等方式取得行政职务的，这使得他们是对上级负责而不是对人民负责的，这使得他们只从行政管理的便利性和有效性出发考虑问题，而对其他方面特别是如何理性配置社会资源等方面难以顾及。其二，行政机关的决策制是首长负责制，即“精英管理”而非“群体决策”，追求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细细想想，我觉得还是有问题的。首先，我们得承认首长是一个人，是的，人是有理性的，他在首长的位置上，或许能说明他的理性可能比身为平民的我们要多一些（有时还不一定呢），但是人的理性也有不及的地方，它也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自身认识水平等主客观方面的限制，这就是理性的非及性，这是一种必然性。因为，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任何人都不能掌握社会的全部知识，换句话说，每个人都不是全能全知的，每个人就自己所接触到学习到的那部分知识或许更多一点的知识所熟识。首长是人，首长不能全能全知的，那么首长也会犯错误，但由于行政首长负责决策机制的原因，首长犯错便意味着整个行政机关的犯错。在经济学上，任何行为都必须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即投入成本，所获收益最大。借鉴经济学上的这个理论，我们可以说行政机关的犯错便意味着公共管理成本在这个时候没有最小化，这是公共资源的浪费，非理性的对公共资源进行了配置；其三，对第二点的讨论，我们是建立在承认人的“理性非及性” 基础上的，换句话说，首长们犯错只是因为理性不及，是一种善意的犯错。而在现实生活中，更多的是政府官员们恶意的犯错，如受贿、贿选等。这也都造成公共资源的一种“挥霍”[3]。

但既然政府会“犯错”，那么法律就有必要建立一个“纠错”或“放错”程序来予以救济。其中，方法之一便是给行政机关以更多的程序义务，对行政相对人或公众享有更多的程序权力，以达到权力的平衡。行政听证制度便是一个例子。
在行政执法过程中，以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为主。若行政机关仅凭先前的证据或材料，而不给与当事人以发表意见的权利（听证），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若此行为是合法的、有效的，则相对人无话可说，若此行为时不适当的，甚至于是违法的，并且由于行政的现行有效性，该错误决定会先于执行，这会给当事人造成巨大危害，也同时增加了解决纠纷的社会成本呢，造成公共资源的浪费。在引入行政听证制度后，表面上看来，行政机关非但没有减少成本，反而增加了负担，但我们明白“秩序是协商而定的，而非通过服从赢得”。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决定之前，给当事人对事实或法律问题予以表示意见的机会，以提高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决定的科学性或合理性，避免了因决定的程序或实体方面的问题而由行政机关“反复解决”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总成本。

在对行政听证制度对行政执法的作用分析完毕后，我认为有必要对个人自由与行政权力之间关系作用分析。

个人自由首要的要求是对人身的个人占有，而不是被他人占有（奴役）或某个集体的占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人身的归集体而非个人），其次，便是自由，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学者对自由下过最准确的定义，我个人认为，自由是“独立于他人的专断意志”，它包括很多方面，应划分为经济自由与其他自由，其他自由包括政治自由等各方面各个层次，而其恶其他自由都是从属于经济自由。自由在各自的领域会浮生出各自的权利，这是自由所使用的结果，但最重要的莫过于财产权，即私有制。正如巴斯夏“如果我们不对我们人身加以扩展，我们何来自由？ 如果我们不对自由加以利用，我们何来财产权?”。①它是人身自由的发展，又是人生自由的保障，在私有制形成后，人们开始用剩余产品交换。

①[法] 克洛德•弗雷德里克•巴斯夏.财产、法律与政府——巴斯夏政治经济学文粹.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秋风译，2004年版.


上述个人自由的陈述表明，自有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政府不仅仅保护个人自由，还应当加强私有制，自由市场的保护。此种保护不是对自由市场贸易自由等方面的干预，而是政府应扮演“守夜人”[4]的角色，即只给“否定性”（禁止性）的区域或空间，在此空间之外，由当事人自行决断，但当我们回顾政府行政管理的发展轨迹时，发现，行政权力不是萎缩而是日益膨胀，政府往往给与我们的只是“肯定性”的区域或空间（各项自由权）,个人自由空间得到压缩，我们的自有被侵害。
为了防止巨大的行政权力演变成专横的暴力，以程序制约实体，以程序的自然公正最大限度保障实体 的合法公正，正如一位法学家所说“一部健全的法律，
如果用无端的专横的程序去执行，不能阿胜良好的效果。一个不良的法律，如果用一个健全的程序去执行，不能发生良好的效果。”这就有必要建立行政程序的监督机制，而在这些 程序中，听证制度尤为重要。以程序制约实体，以听证约束公权力，对行政权力的最严厉约束便是个人自由的最高捍卫。

最后一部分是中国的现行的听证制度的几个问题予以陈述，中国现行的听证制度问题很多，但限于篇幅，我只能就少数问题予以阐述。

一是，听证源于英国普通法上一项古老的传统——“自然公正”原则[5]，这项原则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一个人不能成为自己或与自己有关案件的法官；二是，一个人作出对他人有重大影响的决定之前，应听取他人意见。但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在借鉴一个方面的同时，却又在学习前一个方面的过程中摧毁另一个方面。最明显的就是行政听证的主持人制度。由于行政听证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准司法性，听证主持人与程序公正紧密相关，人们要求主持人应具有一定的中立性，并根据自然公正原则的第一个方面，主持人应不是听证当事人的任何一方，即行政机关或相对人。但现实是，听证的公正性面临着行政的主持人及其他组织者，一般就是行政机关所指派，在此情况下，听证的程序公正应当如何保障呢？
1、听证的可操作性太差。对行政听证规定简单，并散见于各部法律之中，几乎没有操作性，在听证主体方面，为规定听证举行的组织者，听证主持人的超然规范，对听证的证据种类、举证责任方面立法上是空白的。
2、在行政听证的范围上，没有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排除适用听证程序，似乎暗含着立法趋势是对财产保护重于对人身权保护基础；但前文所述，人身自由是享有包括财产权在内的所有权的基石。这样的立法趋势是本末倒置的，应将听证的范围扩大至一切行政机关所作的行政行为。
3、关于行政听证的效力问题听证会的效力有多大？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行政行为的作出。这也就是中国行政听证问题面临的最大问题。因为中国的行政听证制度尚未健全，更何谈效力问题。而且中国行政听证制度的现状基本上是“不听白不听，听了也白听”。但我们还是有必要对外国的一些做法予以借鉴，我个人认为，听证会以纪要在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中可以作为参考意见，在抽象行政行为，则可作为唯一证据。但在法院的审理当中，应当作为参考性的意见。